略論德國婦女在納納德的社會地位

納稅人社會是一個按種族劃分的社會。由于納僚主義的種族政策，納薩爾織物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納粹統治下的臣民生活機會更多的是依賴于他們的種族以及“種族的純潔性”而非任何其他事實。1在種族主義政策下,居于社會各個層次上的臣民使命不同,命運也不盡相同。本文將主要探討種族主義政策下的德國婦女的命運。在行文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本文中將要涉及到的“德國婦女”這一群體進行界定。文中的“德國婦女”從種族上看,不單指德國雅利安族婦女,還包括居住在德國境內的猶太婦女、吉普賽婦女等其他德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婦女;從階層上看,不僅包括社會上層婦女,還包括中產階級婦女和社會下層婦女。總之,文中涉及的“德國婦女”是一個范圍廣泛的女性群體,它具有種族性和階層性的特點,正是這些特點造成了她們最終命運的差異。一強調女性的“天然職責”很久以來,種族主義思想已在許多德國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在納粹上臺前,希特勒和納粹黨便開始大肆宣傳其種族主義思想。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一書中提出人是以種族劃分的。希特勒和他的追隨者們堅信雅利安人是神族的后代,他們來到這個世界唯一的目的就是去統治比他們劣等的種族。因而優等種族要保持統治地位,必須要保持自身的種族純潔,避免同劣等種族結合而破壞了種族的整體素質?；趯@種種族優越性的狂熱迷信,希特勒建立了納粹新宗教,鼓吹要建立一個由優等種族組成的德意志帝國,并最終稱霸世界。希姆萊和他的元首想法一致,他在演講中不斷強調“將日耳曼人種重新培育得純潔”。他向海軍們解釋說:“我給自己下了個實用的任務,要通過對外表形象的挑選、通過不斷加壓、通過無情的、殘酷的挑選和通過消滅弱者和無用者,培養一個新的日耳曼部落?！?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納粹的種族主義理想是培育一個純潔的雅利安民族,并且要使種族無限延續,發揚光大;與此同時,還要消滅其他劣等種族。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納粹不得不依賴于廣大的德國婦女。希特勒認為婦女在實現這一理想的過程中將會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納粹宣稱婦女是雅利安民族的母親,在種族延續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希姆萊曾在1933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明確講道:“最適合婦女的位置是家庭,而且她最光榮的任務是為她的民族和國家生孩子,孩子能夠延續種族,保證民族的永世不滅。婦女也是青年的老師。因此她是未來基業的建造者?！迸c此同時,婦女還肩負著維護種族純潔的職責。為此,納粹將德國婦女的角色定位為妻子和母親。希特勒在一次演講中說道:“如果說男人的世界是國家和民族——他們的奮斗,他們的理想都將投入到為社會的奉獻之中;那么婦女則處于一個相對較小的世界中。對于她們來說,她們的世界就是她們的丈夫、家庭、孩子和家……。”希特勒的演講明確了婦女的“天然職責”,并且使之崇高化和具有了“愛國主義”的精神特征。事實上,婦女被宣傳成為“種族和家庭道德風尚的守護人”3。二德國雅利安族婦女的種族使命作為一名德國雅利安族婦女,她們肩負著以下使命:婚姻條件的限制納粹希望婦女們能夠多為國家生育孩子,而且這些孩子還必須符合納粹的種族主義標準。孩子必須具備雅利安血統。從擇偶開始,納粹對婦女選擇怎樣的伴侶進行了干涉,以確保雅利安血統不被玷污。1934年,國家納粹種族政策局公布了考慮結婚對象的10條標準,其中包括“只選擇一個和自己血緣相近或相似的伴侶”、“生育的孩子越多越好”等規定。在1935年,更是出臺了幾部法律以限制婦女的擇偶范圍。一部是禁止異族通婚的法律即《德意志血統和榮譽保護法》,它禁止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婚姻和性關系,規定了違反者將要受到勞役、罰款或監禁的處罰。另一部是1935年10月頒布的《德國人民遺傳健康保護法》。它要求要結婚的新人在結婚前接受醫學檢查。這個立法的目的是在對種族的危害發生前對其加以阻止。4通過了檢查的新人才能領到結婚證,否則是不被允許結婚的。有趣地是,作為種族精英——黨衛軍成員的妻子,也必須接受黨衛軍人種局的生理檢查。只有當戀人“健康、無遺傳疾病和至少是同等人種”時,這位黨衛軍領袖才頒發結婚許可證。母公司關系—第二、雅利安婦女負有培養納粹新一代的使命在希特勒看來,民族的興盛正是取決于它的青少年接受了一種怎樣的家庭教育。國家宣稱復興家庭,實際上,孩子們被征調到納粹營。在那里很早就構建了他們的世界觀。母親必須以納粹信仰教育她們的孩子,不這樣做,有可能要冒被自己孩子舉報的危險。母子關系在這里不是溫情的,充滿愛意的,而是敵視的,充滿危機的。在納粹社會中,母子親情是被割斷的。是否向雅利安人提起的“枯枝”她們積極向國家檢舉的對象主要有四種:一是那些與雅利安人組成婚姻關系的猶太人;二是那些散布反動言論的猶太人;三是那些隱藏自己身份的猶太人;四是那些對猶太人抱有同情心的雅利安人。(VandanaJoshi,GenderandPowerintheThirdReich:femaledenouncersandtheGestapa(1933-1945),PalgraveMacmillan,2003,p.p91-95.)婦女之所以檢舉猶太人,除了她們懷有種族仇恨的心理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出于對猶太人的妒忌心理,她們嫉妒那些過著富裕生活的猶太人。被檢舉出來的猶太人被大批送入集中營。三種族主義對絕育的打擊納粹的種族主義理想不僅僅是培育一個純種的雅利安民族,而且也應該是一個健康的雅利安民族。因此對那些在種族和道德上低人一等的群體進行迫害。它們由猶太人、吉普賽人、反社會的人、同性戀者和精神疾病患者組成。1933年7月第一個種族主義法律——《絕育法》頒布,之后與之相配套的種族辦公室、種族主義雜志和種族主義協會紛紛出現。這項法律規定對那些有遺傳病的人實施強制絕育。遺傳病的范圍很廣泛,在科學上是含糊的,以至許多在其他方面是健康的人可能受到絕育。這部法律通過后,絕育才正式“合法化”。絕育對象由特別法庭的專家們遴選出來,他們貌似公允,實際上由于不受公眾監督,致使那些狂熱的醫生經常犯下公然的不公正行為。他們查出了許多人,其中女人多于男人,他們假定這些人患有“低能癥”。56但是,法律允許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合法墮胎,將之看作是“種族自殺”;對那些不按規定懷孕的非雅利安婦女和“不健康的”婦女則進行強制墮胎。在1934年1月到1939年9月間,大約30萬婦女在“優生”的名義下墮胎,大多數屬于強制墮胎并伴隨著強制絕育。種族主義迫害的結果是,在那些被認定為是“有疾者”中,三分之二是婦女;在兩萬例絕育死亡者中,有90℅是婦女。這些婦女無疑是種族主義政策下的冤魂。四雅利安族女性的命運毫無疑問,雅利安中上層婦女是納粹政權的忠實信徒。她們多與國家及其領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真正意義上為納粹政權的維持做出了貢獻。她們絕對是熱愛元首、熱愛自己丈夫的好國民和妻子,積極地響應偉大元首的號召,為其負有“民族振興”的丈夫營造一個良好的家庭氛圍。但她們對為元首生孩子的動員并不十分感興趣。因為在納粹高官的太太們中只有戈培爾和鮑曼兩家完成了國家的生育任務;她們也并不熱心于呆在家,回歸傳統的家庭婦女角色。實際上,最不符合納粹理想婦女形象的就是那一幫納粹高官的太太、女伴和女友了。7希特勒的情婦愛娃根本不想放棄名牌時裝和化妝品,她還練健美和拍電影;戈林的第二任妻子艾米做導演事業有成;納粹婦女領袖克林克也很少圍著鍋臺轉。這些婦女不愿受國家政策的牽絆,借助自己丈夫的社會政治地位和擁有的權利,積極地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雄心壯志。雅利安下層婦女被迫接受了國家賦予的民族母親的神圣使命,接受了社會賦予她們的角色——妻子和母親,她們才是維持雅利安種族的主力軍。這類婦女多是“響應”了國家的號召,乖乖退回家庭生養孩子的。但是,她們在屬于自己的“小世界”里并未受到應有的禮遇。作為妻子,在家庭里(一個非種族區分的環境下)她們成為性別不平等和性侵犯的受害者。在納粹父權制家庭中,這些婦女失去工作也就意味著喪失了獨立的經濟地位,因此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對于她們而言,所要追求的幸福不在于社會事務或政治方面(這與中上層婦女不同),而僅僅是希望擁有一個和諧的家庭。但家庭對她們而言,無疑是一個充滿壓迫的地方。為了自身的利益,她們開始抵抗父權制的壓迫。她們深知納粹政府非常關注種族的純潔和健康,因此故意向有關部門報告自己丈夫在性健康或性取向方面存在問題,以引起國家權威對自己家庭情況的關注,求得自身的解脫。比如一位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妻子FrauHof,由于長期遭受自己不忠誠丈夫的家庭暴力和性暴力,而向衛生部門權威報告了自己丈夫染上性病的事實。8這正是無權的下層婦女借助國家種族主義優生學宣傳和政策規定,通過國家強制制止其夫對自己的性侵犯,達到讓自己擺脫家庭暴力傷害的目的。下層婦女通過檢舉的方式獲得從國家政權中傳遞下來的權力,以保護自己不受家庭中父權制的壓迫,這正是婦女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的體現。但下層婦女必須選擇與國家合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免于遭受迫害。處境最為悲慘的是所謂的劣等種族的婦女和那些身體或心理不健康的婦女。從種族的層面來看,她們被社會認定為“劣等”種族,遭受整個社會的歧視和敵意,時刻冒著被雅利安族人檢舉并被送入集中營的危險。政治上,她們沒有公民權利,婚姻受到限制。生理上,她們必須承受國家對她們身體的嚴格控制甚至任意傷害。最后,她們在社會中無法生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納粹德國這樣一個充滿種族主義氛圍的國度里,個人的種族性基本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與此同時,國民的等級性依然存在。相比之下,雅利安族婦女的命運要比非雅利安族婦女的命運好,因為她們沒有社會給予的在種族出身方面的壓力(除非她們故意在這方面與國家作對)。但是,從具體的社會等級出身角度來考量,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