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國的騎射之風論高昌國的騎射之風

常州是中世紀西部的一個重要綠洲國家。高昌的主體居民是漢人移民,5世紀中葉高昌政權建立之后,謀求在地建國,完善國家建制,文化上的特色亦逐漸顯現,到6世紀中葉形成了自具特色的高昌文化。一物質條件和隨葬品的物質性高昌郡到高昌國時期的墓葬中埋納隨葬衣物疏的傳統相沿不輟,如上表所示,衣物疏較為完整可以確認為男性所有者計19例;其中因文書有殘缺,無法確認是否有武器隨附者5例;情況明確的13例中,沒有弓箭等武器隨附者1例,12例有武器隨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張師兒隨葬衣物疏》。張師兒衣物疏出自阿斯塔那386號墓,情況較為特殊。一般衣物疏都是先寫隨附衣物,再寫墓主相關情況,張師兒衣物疏則正好相反,隨附衣物后寫,并且似乎并未寫完;另張師兒衣物疏高28、長22.5厘米,其妻衣物疏高27.9、長40厘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張孝章衣物疏中隨附有“弩牙”。“弩牙”不是弓,而是弩機的一部分。衣物疏中記入弩機構件的情況在高昌郡至高昌國前期的衣物疏中并不少見,如《西涼建初十四年(418)韓渠妻隨葬衣物疏》中有“表一顯示,張孝章衣物疏中出現了弩牙和盾,氾崇鹿、張毅衣物疏隨附“弓箭一具”,除這三例時代較早(都在6世紀)之外,其余7世紀的九例應當都是以“桐椀弓箭一具”的方式記入的。衣物疏中所登載的物品除衣物之外還常常出現糧食、銅錢、金、銀(或者金銀錢)、絲綿絹帛等形式的財富以及攀天絲等。墓中隨葬品并非全部都記入衣物疏,如作為最一般的隨葬品的陶制容器以及作為明器入葬的俑都未見記入;而衣物疏中登載的物品也不一定就實際埋入,如“黃金千兩”等;反映吐魯番當地早期土著游牧族群文化面貌的鄯善縣蘇貝希(蘇巴什)等古墓葬中,弓箭為常見的隨葬物品;高昌郡時期的墓葬如哈拉和卓97、98號墓、阿斯塔那408號墓所出的墓葬壁畫中所繪的墓主人生活圖中都可以看到弓箭的形象。弓箭是高昌國時代的兵器種類之一,傳世典籍如《周書》和《北史》已經明載。ue583瑏瑠出土文獻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相關信息。出自哈拉和卓99號墓的《某家失火燒損財物帳》君字伯演,田曹參軍畫纂之孟子。便弓馬好騎射,寢疾卒。春秋卌有五,延昌卅一年辛亥歲,十月十四日喪于廟。畫氏之墓表。高昌國時期的墓表一般內容都非常簡單,只包含墓主的歷官、入葬時間、姓名等基本信息。畫伯演墓表內容也很短,墓表尚留有近三行的空白未書。但在這件墓表中,記畫伯演“便弓馬好騎射”,這種極為個性化的描寫在高昌國時代的墓表中并不多見,我們傾向于相信它是對墓主人的真實描寫。結合高昌國后期多數男子衣物疏中都登載“桐椀弓箭一具”,騎射在當時可能是男子的基本技能,因而形成了一種社會風尚。但需要指出的是,高昌國時代男性衣物疏雖然大多記載有“弓箭”,但卻很少真正隨葬。這種現象該如何解釋呢?研究者指出北朝時期河北境內騎射之風流行,反映了晉末以來內遷北方民族對漢族的巨大影響,二《差人上現文書》所藏馬亭馬堂室乘子狀況關于高昌郡時期的軍事制度,學者們憑藉出土文書已經研究得比較充分。唐長孺先生指出,高昌郡士兵有兩個來源,一是征發或招募,二是謫戍。雖然有兩個來源,但大致可以推斷都出于郡縣居民。高昌士兵從當郡居民中征集,而當地居民繼承漢代戊己校尉建制以來的傳統,本來就是兵。關于高昌郡時期兵士的武器,《下二部督郵縣主者符》其次擬對兵士的弓箭來源作一分析。《北涼建平六年(442)田地縣催諸軍到府》文書高昌國時期的軍事制度,雖然已有個別專論文章,《差人上現文書》出自阿斯塔那171號墓,同出有《唐貞觀十六年(642)麹氏墓志》以及另外兩組文書,分別為《高昌延壽十四年(637)兵部差人看客館客使文書》(以下簡稱《差人看客館文書》)和《高昌私馬長生馬行馬亭馬拾騎馬駝驢帳》。觀上件表格可見:每一組服役人數為5~8人不等,城門外多為6人,城門里多為8人;服役地點主要為城門內外,此外還有個別山谷;服役的方式分上現、供某將上現以及“邏”研究者結合考古調查和出土文書資料認為高昌城應該有九個門。文書第一行僅殘存四字“右陸人供”,察其紙邊,頗為齊整,當為原紙之紙邊,文書整理組故而未在第一行之前加“前缺”。第一片最后一行,即第17行,僅存三字“守愿白”,當分別為前后兩人之名和姓的殘存部分。此前和此后一行中都可見“右捌人”的信息,根據字體疏密判斷,行數似乎并無缺,文書整理組故而在17行之后未署“中缺”,而是直接接續后件文書之首行,以為18行,此處的拼接應當可以信從。如此,我們即可獲知當年七月三十日兵部分派上現人員的總體規模。觀察上表,我們發現“門外”上現,數據尚存者都為6人,此件《兵部差人上現文書》既涉及城門內外上現,又涉及周邊山谷巡邏,三凍國棧混合箱關于高昌國兵士的弓箭來源,文獻中保留的信息有限。凍國棟先生研究了高昌國的匠役問題。阿斯塔那385號墓出土的《高昌付鐵作器物用供帳》四物疏中隨附弓問題的由來以上分析都旨在揭示高昌郡和高昌國時期的軍事制度中與百姓關聯的部分,弓箭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兵士的弓箭來源。囿于資料所限,相關情況不明者尚多,但高昌郡及高昌國的建制具有軍事色彩濃厚的特點則無疑問。在這種背景下,人力乏少和防衛任務艱巨的現實決定了當時兵民身份接近以及普遍性兵役制的特點。弓箭作為防衛和戰爭武器在當時即使不是男子人手一副,也是家庭必須購置的必備之物。高昌國“境連猛狄”,要具備與游牧族群相當的防衛勢力,弓箭應當比刀、楯等兵器都更為重要;普遍性兵役制決定了騎射實際上成為高昌國男子的必備技能,騎射之風的形成實乃勢在必然。與此相伴的是,高昌國男子胡服習慣的形成,這應當也是適應環境的主動改革。⑤分析弓箭問題的緣起是6世紀后期男子衣物疏中隨附弓箭的現象。如前文已經言及,高昌郡及高昌國前期衣物疏中弩機郭、弩牙等的存在是源自河西的影響,其存在應當是一種象征的鎮墓意義。高昌郡時期河西地區的衣物疏中除弩機部件外,還見隨附弓箭的情況,同期的高昌郡衣物疏中目前尚未見到,是否亦有還不清楚。高昌國時期的情況是,6世紀后期開始“弓箭”在衣物疏中出現的情況顯著增多,弩機的構件則沒有再出現。在時間上,弩機構件與弓箭在衣物疏中的存在大體前后相繼,但筆者認為弓箭的出現及意涵與弩機并不相同。弩機構件的存在是受河西影響,而弓箭的出現可能是6世紀后期高昌人自己的“發明”;與弩機構件同時存在于男女兩性的衣物疏中不同,弓箭只見于男子衣物疏中。這一時期衣物疏中弓箭的隨附與當時高昌國文化的完善大體同時,應當與當時的文化完善也存在某種關聯;弓箭僅僅出現在男性衣物疏中,似乎是當時社會生活一個方面的真實反映,如一些衣物疏中聲稱的、條列的都是平生所用之物,弓箭則確實為當時男子的必備之物,現實生活中弓箭對于男子的重要性在衣物疏中也有體現,寫入衣物疏就象征著為死者陪葬,亡人在另一個世界也可繼續使用。雖然高昌國后期男子衣物疏中大都登錄弓箭,但墓葬中實際埋納的情況并不多,因為弓箭為生者不可或缺并且需要他們自己購置,所以不將其實際隨葬是要留給活著的人繼續使用。亡人和他們活著的親屬的需求都得到了滿足。上文試圖利用文獻揭示高昌國兵士的弓箭來源,雖然文書中出現了弓師和造箭的記載,但應當都是為特殊的群體或個體(刑徒和高昌王等)制造,普通的兵士應當需要自己購置。文書也顯示當時高昌的市場上存在鐵的交易,可能直接來自突厥,所以普通兵士所用弓箭的材料至少一部分應當是來自周邊游牧族群,箭鏃的制作技術也可以向突厥學習,這些顯示高昌與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