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對華投資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變革作用

內容提要：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外國資本的涌入，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逐步瓦解，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擠垮了小農經濟的同時，也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國內市場也不斷擴大。并為經濟在經歷巨大政治、社會環境變動后，恢復并發展，最終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新的生產方式的環境下，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關鍵字：傳統經濟市場經濟小農業和手工業機械化資本主義經濟租界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世紀后半葉起，中國資本主義也有了初步的發展。這一時期中國的農產品進一步商品化，自然經濟進一步瓦解，中國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國內市場也不斷擴大。

一、市場的擴大

農產品進一步商品化

國內市場的擴大，是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必然表征。中國農產品商品化過程在明清時代已有了引人注目的發展。鴉片戰爭后，特別是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后，農產品商品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它的主要特征是伴隨著中國農產品及農產制成品的輸出急劇增長，國內經濟作物的種植迅速發展，糧食作物也進一步商品化。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中國原有的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經濟受到嚴重沖擊。外商的投資主要集中在經濟作物的大范圍推廣上面，還表現在農業專業化區域的發展、資本主義農墾公司的產生、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等方面。從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鐵路沿線地區的農產品商品化數據分析中不難發現，這些地區農產商品化程度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手工產品的市場變動

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密切結合，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自然經濟的突出特點。我國原有十分發達的手工業，并以技藝精湛聞名于世，除自給外尚有出口。近代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入侵中國后，中國手工業產品在本國市場上日益受到機制工業品的排擠。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的先進的生產技術被帶到了中國，但是并不為中國手工業者所接受，在收到了“洋布”的嚴重沖擊之后，部分手工業者開始反思，漸漸地學習接受這一先進的技術理念和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雖然中國的手工業者努力改進，卻還是無法扭轉不利的處境，隨后新興工業應運而生。

新工業的出現當然是西方沖擊的反應。但就每項工業的產生說，都不是來自西方的意愿，而是中國人努力的結果，盡管是失敗的結果。就當時“求強”“求富”的思想和“機船礦路”路線來說，也不完全是“沖擊——反應”模式，它們的形成，有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還有自龔自珍以來的“思想之解放”，以至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社會變革和“明夷”思潮。

1860年時全國土布流通量約31690萬匹，占產量%，至1894年已降至29036萬匹，占產量%；1913年進一步降至18751萬匹，占產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稍回升，1920年時達22126萬匹，占產量40%多，不久又下降，至1936年時已只有9162萬匹，占產量%。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土紗、土鋼、土針、土靛青等市場受洋貨沖擊極大，使這些手工行業很快衰落，但是草帽辮、花邊、抽紗、發網、針織品、火柴、豬鬃、腸衣等手工行業得到發展，市場擴大，不少產品供應國外市場。手工業市場在收到養活嚴重沖擊的同時，也在以守著先進的生產方式，采用著先進的技術，從而推動了現行的手工業的發展，實現了產品的多元化，和手工業的逐步機械化。

機制工業發展最快的時候，也是手工業發展最快的時候，到1936年，工場手工業的產值約占手工業總產值的％，與機制工業的產值比則只有后者的％了。這一時期，隨著機器的廣泛應用，手工業的發展速度也在加快。當時最大的兩項民族機制工業是棉紡和面粉。棉紡業是先以紡粗支紗供應手工織布為主，到1920年它已占有52％的紗市場；然后轉向織機布，到1936年亦占有57％的布市場。至此，它已杜絕了洋紗進口，洋布的進口也不多了。原本被中國手工業者視為眼中釘的“機器”，卻為手工業者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產量，贏得了意想不到的收效。

近代商業、金融業與商人資本

對于傳統社會來說，商人是"一個革命的要素"，商業和商人資本的發展，"到處都使生產朝著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近代市場的發展，與商業、金融業的發展、與商人資本的活動密切相關。中國在19世紀20—80年代之間，由于中西貿易的促進，沿海地區的市場結構、商業的金融方面，貿易中心、航運以及經營方式等變化非常廣泛、顯著和迅速，構成了一場商業革命，造成一種與多少世紀以來存在于傳統中國的商業活動明顯不同的經濟形態，促進了商業資本主義的成熟。在這次商業革命中銀元、紙幣等貨幣新形式的引進和普及，使金融機制更為靈活，擴展了信貸市場，加強了貨幣流通；信貸體系的充分發展極大地增進了市場的活力；商業活動推動了內地絲茶經濟的發展，并在沿海地區充當了中國工業發展的跳板。中國近代商人資本家的產生早于產業資本家，上海等口岸開埠后不久他們就已經在京廣雜貨、洋布、五金、絲茶等行業中出現，他們在與洋行頻繁的交易活動中，逐漸脫離了舊式商業的軌道，采用了資本主義的一套經營方式，其活動基本上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基礎。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經濟形勢的涌入，不但瓦解著原有的商業形式，而且加快了商業向現代化的轉化速度。

二、近代化轉化進程中的突出表現

工業建筑的發展

清政府洋務派的軍事工業為最早。1867年在天津城南海光寺和賈家沽建的號稱“洋軍火之總匯”的天津機器局，占地20多公頃，分東、西兩個局，包括一個機器廠、八個火藥廠、二個鋼帽廠和我國北方第一座近代化規模較大的煉鋼廠。經5次擴建已是“其間巨棟櫨，廣場列廠，迤儷相屬，參錯相望，東則帆墻杳來，水柵啟閉；西則輪車轉運，鐵轍縱橫。城堞炮臺之制，并渠屋金之觀，與天津城遙遙相峙，隱隱海疆一重鎮焉。”1900年以前一直為我國北方最大的工廠。因洋務派的封建保守性，使工廠廠房依然停留在中國舊式建筑的技術水平上。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相對減弱，加上北洋軍閥大量投資于近代工業，促使民族資本工業迅速起步。紡織業、面粉業、精鹽純堿等化工工業、印刷業、制革業、火柴業、日用品工業、食品工業等都先后發展起來。民族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建筑事業的發展。1917年成立，1919年建廠房的永利堿廠，是著名化學家侯德榜因其聞名世界德“侯德榜制堿法”而創辦。以當時的技術水平蓋如此高的建筑物實屬難能，此樓曾有“東亞第一高樓”之稱。

由于兩次鴉片戰爭和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紛紛入侵，中國原有的古老的建筑很多都在戰爭中成了犧牲品，最慘痛中的損失莫過于圓明園了，而戰爭也在破壞的同時，將西方的先進的文化帶到了封建的中國，建筑師最具有代表性的了。天津原英租界的住宅區，即現如今的“五大道”。它東起小白樓，西至大堰，南抵馬場道，北達墻子河。進入本世紀后，由于時勢變化，天津在中國的位置變得極為特殊與重要。一方面社會與朝政更迭變幻，租界成了政治的避風港；另一方面天津得地理，交通與海關之利，充滿了商機。各種要人及富人擁入津門。各種外來的建筑樣式，好比自助餐那樣放在一起，喜歡什么拿什么，他們覺得科林森式的柱子好看就在房上加幾根；喜歡哥特式的拱頂，便在自家門廳里造一個。反正是私人住宅，各由其便。這反而給建筑師們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更多的個性色彩。五大道的另一特色，是建筑的私秘性構成的深遂和幽靜的氛圍。這里的住戶——無論是寓公式的軍政要人，還是成功的實業家們，在當時吉兇難卜的社會背景下，全都希圖安逸，不事張揚。五大道成為近代中國中西文化沖突又融合的一個典型的載體。

交通工具的改進

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設有耶松、祥生大船廠，與中國的福州、江南船廠競爭。八十年代，這些中外船廠都有造2000噸級輪船的能力，20世紀初升到萬噸級。但是，它們造船的路線不同。外國廠造船，照例是從國外進口輪機、鍋爐等，在上海配造船體。中國人的打算完全不同。從四十年代廖拱臣造輪船模型起，1862年華衡芳等為曾國藩造黃鵲號，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造小火輪，就都是自造輪機，以使“洋人之智巧中國人亦能為之”。福州局于1870年開始造單膨脹蒸汽輪機，1876年開始造復式輪機，在當時已是新式的了。由于缺乏基礎工業，所需鋼材、鋼配件、銅料以至船用木料都需依賴進口，制造成本要比購買外國成品高得多。造機不如買機，造船不如買船。追趕路線終于敗于進口路線。

而我國當時的鐵路也無法與外資的鐵路相抗衡。外國人修建鐵路理所當然用進口的鋼軌和機件，而在1900年以前中國自建鐵路時，就在“機”“船”之外更突出了缺乏鋼鐵問題。西方資本不在中國設鋼鐵廠，作為鋼鐵輸出國，1881－1891年輸華的鋼鐵增長了10倍。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在中國的侵略特權，進一步對鐵路進行壟斷，嚴重的打擊著我國的國有鐵路運輸，阻礙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三、為向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創造條件

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不是來自封建社會內部新生力量對舊的生產關系的突破，不是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熟的直接臨盆，而是來自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入侵的沖擊，是出自中國原來的正常發展過程的中斷。中國的現代資本主義工業，主要不是中國封建社會原有手工業中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和直接轉化，而是新的生產力從外國的移植。中國的資本主義商業和金融業的產生，主要也都不是出自中國產業資本自身發展的要求，都不是從屬于中國的產業資本、以中國產業資本的運動為基礎。這就造就了中國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畸形，這也預示了她不可能長久發展下去，終將被更為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生產方式所代替，即社會主義經濟。建國后，經過三大改造，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逐漸被國有化，更加適合我國的國情，長期以來的無法全盤消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公有制融入近來之后，更好的發揮了她的作用。當年外商在華的投資的資金終于充分得到了利用。

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和新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中國以后，前進的中國人民力圖擺脫半殖民地的鎖鏈開辟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而它確實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在我國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只能使大多數人重新陷入極其貧困的狀態。這種資本主義，只能是原始的、買辦式的資本主義。由此可見，外國對華投資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具有雙重的特性，我們既要充分利用，又要客觀的評價，找出不應適合我國國情的地方加以改正，只有這樣才會為我國的經濟發展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