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的詩歌理論

萬歷以后，以李贄為首，掀起了文學解放思潮。李贄的文學思想體系中，詩歌理論領域是“自然說”。

在中國古代“自然”最初是一個涵蓋面非常之廣的哲學概念，李贄的“自然”說完全涵蓋本體論，創作論，風格論，既是對中國詩歌理論史上這一理論命題的傳承，又從其歷史高度和思想高度出發，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使得“自然”說這一傳統的命題產生了突破，并且影響了后人的詩歌理論。

一、李贄的“自然”觀及其突破

明中葉以后，以李贄為旗手的文學解放思潮蔚然興起。“以自然為美”是李贄向傳統宣戰的一部利器，他的“自然”說在幾個方面都突破了傳統的范疇范圍，表現出了迥然相異的特色。

1、自然觀的內涵

李贄認為“自然”的來源是“真”。作為以表現情感為主的詩歌，只有表現真誠自然之情感的詩才是達到了“自然”之美之詩。

最早從本體論角度來分析以“真”為來源的自然觀的是劉勰。他強調感情的真實自然，反對矯揉造作、無病呻吟。然而和前人相比，李贄所謂的“真”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表現出了鮮明的叛逆色彩。

首先他之謂“真”，已非劉勰所謂之平常的真實、真誠，而是有著特定的含義，即他是以真來反禮教、反道學的。“真”的對立面不僅是假，而且是“禮教”。李贄發現束縛文藝的最大障礙正是所謂“禮義”。“自然發于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這句話的實質就是對“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否定。他在《四勿說》中借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作注解，辨析了禮與非禮的區別：“蓋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這樣來劃分禮與非禮的界線正好同儒家的思路相顛倒。儒家的禮是外加的、人為的、違逆自然的。如果肯定了發自內心、出于自然者是禮，那就等于取消了儒家之禮。

其次，李贄提倡之“真”是對真情的高揚。李贄把個體的情感本身和情感表現提升到詩歌的本體性高度。在《墨子注》中他明確地提出情感至上的觀念：“絪缊化物，天下亦只有一個情。”這就視情為世界存在的終極本原和一切創造的原動力。李贄崇尚一切從真實生命里流出來的真情實感，高度肯定“率性之真”。他極力強調情感的本真性質和真實表現，提倡真情至性，反對情感失真，要求揚棄倫理異化，實現人性復歸。所以他評杜詩就與歷代評者認為其價值在于憂君愛國與關心民生疾苦不同。他認為杜詩之美、之感人在一“真”字，其憂思均發自心底，故而感人甚深。

2、創作論的自然觀

李贄認為詩歌不但要寫“真實”，而且要真實地去寫。也就是說要只要自由的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自然就能達意。

在藝術創作上，中國古代詩論講究自然感興，反對理智安排，主張創作主體在與外在對象的直覺合一中產生創作靈感。中國古代詩論還非常強調適會、興會、遇合等字眼，以表達無目的而又合規律的自然境界。中國古代文論還進一步認識到，自然不是淺薄、空疏，而是藝術家在藝術修養和生活積累上達到圓熟的標志，達到把自然天成與苦思精煉辯證地統一起來的境界。

歷代詩論家多著眼于審美標準和藝術思維來對自然進行探討，或以自然為上品，或以創作時無意得之為自然，或以成篇后有似等閑為自然等等。而李贄則從自然發于情性的角度來論述自然之道，可以說是抓住了更本質的東西，深化了以往的自然論。

首先，他認為詩歌創作應當本于情感之自然。他一方面反對詩律形式規范悖逆情感自然的“牽合矯強”，另一方面反對那種人為的“有意為自然”。他要求創作必須有真情實感為內在的驅動力，如果為文造情，作無病呻吟，那就不是真實的，也不是自然的。他在《讀史·琴賦》中有一段論琴的文字，講到了情感的作用：“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聲，而不知手亦有聲也。”他認為音樂是心聲之傳達。這里所說的“心”實際上也是指的主體情感。琴同詩一樣，是用以抒發情感的，所以說“琴者，吟也”。彈琴與吟詩詠歌同樣是出干情性之自然，并無遠近之別。手和口同樣可以表達情感，也無高低之異。這就說明了情感是構成文藝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其次，在創作中，他要求情感審美表現的自然率真和自由無礙，而技巧與法度之類都屬于末節。他反對窮工極巧、刻意雕琢。他說：“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下之至文也。”潛心于精攻細磨，講求文理文法，即使能創作出工巧之極的作品，卻創造不出偉大的作品。那末，“天下之至文”是如何產生的呢？他的見解是：“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喉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文藝創作應該關注情感的積聚，一旦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此時遇到外物的激發，驟然噴涌而出，便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這樣做出的文章，才是“天下之至文”。

第三，李贄強調詩歌創作的個性意識和個性自覺。他不僅認為人人生來平等，具有天賦本能，而且認為人人具有與生俱來的特殊個性。李贄強調在創作上應“順其性情”,“由乎自然”。“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舒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沈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他認為作家自然具有怎樣的性情，自然而發便具有發自這一性情的獨具格調的作品。這種創作上的“順性自然”，是無意為自然而遂以為自然的真性情的抒寫。

3、風格論的自然觀

在審美風格上對于“自然平淡”的偏好，在我國古代詩論中占據重要地位。李贄的自然論是對“平淡中和”的自然表現趣味觀的突破。

自漢魏至兩宋，以平淡為美蔚為一代風尚。平淡美是一種內蘊深厚、意味雋永的美，應該承認，平淡美的發現和探索在中國古典美學發展過程中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一味鼓吹平淡，又會排斥其他類型的風格，如一些感情濃烈的作品往往被貶為叫囂怒張而受到輕視。

李贄的自然論一舉打破了崇尚平淡的美學觀。在他看來，“自然”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獨具一種風格。平淡是自然，憤激亦是自然。平淡與自然并不等同，崇尚自然不必非崇尚平淡不可。正如其《讀律膚說》中所說：“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既然崇尚自然就應該容許各種不同的風格，因為人的情性是不同的，自然發于情性就會自然形成多樣的格調。有意地去追求自然，就不是自然；有意地去追求“淡”，也必定背離自然。

“以自然為美”，可以說是李贄詩歌理論乃至文學思想的核心。他強調作品要表現作家之真心，強調作家之真實個性與自然情感，既反對外在因素的限制，又反對自我的遮掩偽飾，從而達到“自然”的美學要求，而每位作家之個性風格，無論平淡，無論憤激，均應得到表現與尊重。

二、“自然”說對后人的影響

李贄的“自然”說首先對公安派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袁宏道對李贄奉其為師。他論詩也以“貴真”為宗旨，主張寫詩要“情真而語直”。他從“真”字中又化出一個“韻”字和一個“趣”字。提出了“性靈說”。湯顯祖接過李贄高揚自然真情的大旗，提出了“至情說”。他明確提出“師講性，某講情”，要在“情”與“理”中間“一刀兩斷”，以“情”為人性之本。他認為：“世總為情，情生詩歌，兩行于神。天下之聲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