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庶民地主經濟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地主制經濟長期居于主導地位。但由于占有土地的方式及其在國家政權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地主階級有不同的階層之分。就漢代來說，當時既存在貴族、官僚地主；又存在庶民地主。前者為當權派，既富又貴；后者為編戶民，富而不貴。他們的經濟類型和經濟成分非同劃一，若不予以區別，很難籠統論說。這里，僅就漢代庶民地主經濟的形成發展、階層屬性及歷史地位等問題，談些粗略看法，不當之處，有望賜教。

一、庶民地主經濟的構成與發展階段

這里所說的庶民地主，是指不同于貴族、官僚地主不享有特權的非身份性地主，是地主階級中的非權力階層。庶民地主的形成和奴隸制瓦解、封建制產生相同步，是社會經濟發展、階級關系對抗的結果。當時隨著封建生產關系的確立，最初它由部分奴隸主貴族和平民、小生產者轉化而來。這種新勢力。較之奴隸主權力結構特點的相沿性，在很大程度上富有更新的劃時代意義。但是，庶民地主的大量涌現及其經濟的崛起是從西漢立國之后。

漢代庶民地主經濟，主要由田畜地主、商人地主和豪民地主等三種經濟成分所構成。

田畜地主：亦稱"力田"地主。他們由過去的平民、小生產者發展而來，致力于田畜，靠經營農牧業起家，是鄉村中的經營地主。文獻中記載的所謂"孝悌"、"力田"，往往多屬這類地主的代表。漢初，經過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之后，土地所有權發生了較大變化。當時"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馀"①a，"未有兼并之害"②a。土地問題并不那么緊張。國家為了"勸課農桑"，獎勵耕墾。不以"名田及奴婢為限"。在重農政策的扶植下，這類地主發展很快。例如：宣曲任氏，原是靠"窖粟致富"的囤積商，后來轉化為"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③a。橋姚乘邊塞斥地之機，不僅"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而且擁有大量土地，成為"粟以萬鐘計"④a的田畜地主。這類人物還有人所熟知的卜式。據《史記．平準書》云："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馀，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余歲，羊致千余頭，買田宅"，而成為富人。從宣曲任氏、橋姚和卜式的發展道路來看，他們大多數是親自組織生產，奮力經營，注重孝悌、田畜。其行為規范，符合當時政府的"重農"要求，因而能成"為閭里率"，"主上重之"，給予扶植、表彰。漢代的田畜地主，一直呈上升與發展趨勢。至東漢初，處于家境中落的馬援，成年后，在北地"因處田牧，至牛馬羊數千斗谷數萬斛"①b，便是一例。田畜地主擁有土地的規模、經營方式及對鄉村社會的影響，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自不待言。

商人地主：這多由六國貴族及其后裔脫胎而來，靠經營工商業起家。文獻中記載的所謂"富民"、"富商"、"商賈"、"賈販"。一般當是這類地主的代表。西漢前期，除劉邦一度有過"賤商’’之外，自惠帝后至武帝前，漢政權對工商業采取了比較寬松、優厚的政策："弛商賈之律"②b、"弛山澤之禁"③b、"通關去塞"④b、"邊塞開斥，與民無禁"⑤b等。因而使工商業飛速發展，涌現了眾多的富商大賈。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詳細列舉了他們致富成功的經過。例如：或"以冶鐵起，富至巨萬"；或"逐漁鹽商賈之利"；或"賈椎髻之民"而致富；或"賈郡國無所不至’’而發財；或"販脂"、"賣醬"起家；或"赍貸子錢"，富埒關中。他們通過經營工商業獲利之后，便購買土地，積聚財富，所謂"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成為商人地主。他們雖"非爵邑奉祿"，同為編戶齊民，沒有身份、特權，但擁有大量土地，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千戶侯等"。他們"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所以，司馬遷說："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干金之家比一郡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邪?"⑥b可見，商人地主的普遍發展及其實力之大。武帝之時雖然對商人地主進行了打擊，剝奪了他們的大量土地和財產。但昭、宣以后，商人地主勢力又復抬頭。如成都羅裒，坐賈京師，又往來于巴、蜀經商，"數年間致千余萬"①c。楊惲罷官失爵免為庶人后，"家居治產業，起室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又"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②c。到了東漢，法律上未見賤商的規定，在政府的放任政策下，商人地主的經濟勢力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豪民地主：這是由大地主和大商人結合而成的豪強富民，是庶民地主中的上層。文獻中記載的所謂"豪富"、"豪人"、"豪右"、"豪杰"、"豪家"，皆屬此類地主。它在秦以前的史籍中未曾多見，但自漢武帝以降，隨著土地私有制發展，豪民乃大量出現，并逐漸形成為新的一代地主。豪民地主較之一般的田畜地主，更豪、更富。何謂"豪"?(史記．韓長孺列傳．集解)引張晏曰："豪，猶帥也。"淮南子．泰族訓)曰：智過"百人謂之豪。"(鹖冠子。博選)稱："德千人謂之豪。""豪"字可作多種詮釋。舊以喻之有才德、威重和有權勢的人。這里的"豪民"，當理解為是一種雄張鄉里。智力過人，財力過人，善于發財致富的人。豪民是"民"，沒有政治地位，"身無半通青綸之命"，"無為編戶一伍之長"③c，不同于享有政治特權、尊崇儒宗，控制仕途、"累世公卿"的世家豪族。但他"田宅無限"，有很多依附人口。灌夫和陰子方當是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據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說：灌夫"諸所交通，無非豪杰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后漢書．陰識傳)言：宣帝時，陰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頃，輿馬仆隸，比于封君"。又(仲長統傳)說：當時"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綺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這種豪民地主，至東漢時竟得到了惡性膨脹。

漢代庶民地主經濟的形成發展，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體現出鮮明的發展階段性。以西漢中期為界，大致上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戰國到西漢前期，庶民地主在當時的社會中還是新出現的成員，尚處在基本形成或走向定型的過程之中。其時，庶民地主中的田畜地主經濟雖在興起，在農業中存在一些人身依附關系．但數量不多；商人地主經濟雖較活躍，通過以末致富，集中了大量資金，資本雄厚，但典型的封建生產關系如租佃制度，僅偶見記載，只能說是初孕期，它并不普遍。

但自漢武帝至東漢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出現了豪民地主，而且整個庶民地主經濟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并日漸趨向成熟。主要標志有三：

(一)土地私有權發展，庶民地主經濟實力增強。當時中原內腹地區的土地由分散到集中，富商、豪民擁有大量地產。如據漢書．陳湯傳)曰：成帝時，"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漢書·哀帝紀)載：綏和年間，"……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又后漢書．百官五)注引蔡質(漢儀)曰："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由于土地集中，兼并加劇，故出現了獨立經營、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大地主田莊。

(二)租佃關系與實物地租得到推廣，特別在庶民地主的豪民中，租佃關系多有發展。如據(史記．酷吏傳)曰：寧成獲罪罷官之后，"貰貸買陂田千余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漢書．黃霸傳)：黃霸"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杰役使徙云陵"。顏師古注日："身為豪杰而役使鄉里人也。"又漢書。王莽傳上)云："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師古注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當時除豪民、富商實行租佃制外，國家也實行過租佃制，如"假民公田"，即是例證①d。可見，至西漢中期以后，租佃關系已不能再說是"個別例外"的了，此為史界所公認。漢代的庶民地主，擁有土地后，除少部分自己經營，利用雇傭勞動和奴婢進行生產外，絕大多數是將土地出租給佃農耕種的。當時的租佃關系，稱謂不一。有時統稱"役使"，所謂"役使數千家"、"役屬數百家"、"役使貧民"；有時則稱為"假"，所謂"假貧民"，即將土地"租賃’’給貧民耕種。不論是"役使"、"役屬"，還是"假"、"租賃"，都反映了一定的隸屬或依附關系。其目的都是為了占有租地農民的剩余勞動，而實現地租。馬克思說："不論地租有什么獨特形式，它的一切類型有個共同點：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權，以某些個人對某些地塊的所有權為前提。"②d就是說，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經濟體現。當時的地租率或剝削量問題，據(漢書．食貨志)引董仲舒之言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注引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也。，’說明地主與佃戶"中分其產"是基本的剝削方式，剝削量是對半分成，而地租形態為征收實物。(三)直接生產者的人身依附關系向廣、深方向發展。武帝后，由于土地集中、"賦役繁數"、天災人禍等原因，自耕農紛紛破產，流民問題相當嚴重。例如：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①e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②e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③e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關東困極，人民流離。"④e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⑤e哀帝時，"……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⑥e此種情況累見史冊，這使很多直接生產者"因無以為生"而轉化為依附民。當時依附關系的形式，除了招納"流亡"、"逋流"外，主要是役使"客"、"賓客"和"徒附"等，依附關系的發展顯著加快。

二、庶民地主經濟與貴族、官僚地主經濟的異同

兩漢時期，庶民地主經濟與貴族、官僚地主經濟相比較，在其發展過程中有相同之處。這就是：(1)他們都擁有大量的私有土地。如："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干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無限，與民爭利。"⑦e但由于種種原因，又"田無常主"，土地所有權處于運動、變化狀態；(2)他們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征收實物地租。直接生產者不是被分予份地的農奴，而是租佃土地的依附農民；(3)他們都使用大批奴婢作為封建剝削的補充。如："王卓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①f張安世"家僮七百人。"②f馬防兄弟"奴婢各干人以上"③f。劉康"奴婢至四百人"④f。這些庶民地主和官僚地主，均把奴隸制作為殘存的經濟形態保留著。農業、手工業諸部門使用大批奴婢生產，客觀上惡化了農民的勞動條件，同時也從某種程度上鞏固了封建經濟的存在。但是，必須指出，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地主制經濟，由于具體情況的差異，也存在著不同之處，即在"共性"之外，有它的"個性"。

首先，擁有土地的來源與途徑有別。庶民地主獲得土地的正常秩序是靠經濟手段、以資購買。他們沒有政治地位，不享有特權，只能憑借經濟實力，投入一定的貨幣財富而得到土地。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王卓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豪民所擁有的大量土地，所謂"膏田滿野"、"田畝連于方國"。⑤f一般也是通過購買所得的。當時，土地所有權日漸深化。荀悅說：土地可以"買賣由己"。⑥f在土地買賣頻繁的基礎上，因而也就形成了地價。據(四川鄲縣犀埔出土的東漢殘碑)：地價不等，每畝有二千錢、一千六百錢、一千錢、五百錢者。居延漢簡)中的地價，大約在每畝二千多到百錢之間。而(漢書。東方朔傳)、漢書．元后傳)、(潛夫論．實邊)等材料，則有畝價"一金"，即萬錢的記錄。這主要是因內郡、邊郡及土質良惡乃至時序之差，影響到地價高低懸殊之故。當時不僅有核定地價的經驗，而且土地買賣的雙方，需共同訂立"地券"或"契約"。事見東漢建寧二年(公元169年)懷縣王未卿買田鉛券)、建寧四年(公元171年)(雒陽縣孫成買田鉛券、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廣武鄉劉元臺買地磚券)、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平陰縣曹仲成買田鉛券)、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河南縣王當買田鉛券)、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蒲陰縣劉公磚地券)、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平陰縣樊利家買田鉛券)等①g。這些"地券"所反映的內容，主要是民間進行土地買賣的情況。庶民地主買田也當如此。它要想獲得土地，同樣得依照土地時價進行購買，此當無疑。同時我們從中發現，其時的土地買賣業已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制度。表現在：于土地買賣的過程中，一般都有雙方的親朋作"中間人"，買賣成交后，在"地券"中尚須寫明買賣土地的時間、買賣雙方的姓名、田畝方位、面積、地價、中間人以及其他共同商定的有關款項。雙方各自有了這一土地所有權的主要證明，即"地券"之后，還要"過戶"報官，以示賣主已將自己的土地(含田租)轉移出去；使買主的土地獲得法律保障等。通過買賣程序獲得土地所有權，這既是土地商品化、資本化的標志，也是我們認識庶民地主經濟特點的一個關鍵。因為庶民地主，只富不貴，他不可能享有各種特權、使用非經濟手段，而只能靠自己的資財擁有土地。只要土地買賣按正常秩序得到了合法的承認，"田即為庶人所擅"②g。但貴族、官僚地主則不然。他們"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有條件"因其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①h。盡管他們之中不排斥有買賣土地的情況，但其土地來源，卻主要是通過賞賜或憑借政治暴力強占。漢政權對貴族、官僚地主賜田的記載多有。如：武帝曾賞賜其姊"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②h。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賞賜給蘇武"錢二百萬，公田二頃"③h。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賜董賢二千余頃"④h。貴族、官僚地主直接使用政治暴力掠奪民田者也甚普遍。如：漢初，丞相蕭何"強買民田宅數千萬"。⑤h衡山王"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淮南王"王后萘、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⑥h。成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⑦h。東漢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⑧h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事例。這集中說明，貴族、官僚大地主的形成是同權勢和暴力分不開的，明顯地反映了權力、特權和土地的結合。他們可以無視"地價"和公平買賣的"契約"、"地券"。兩漢的文獻、考古資料中，沒有或極少發現貴族、官僚購買土地的"地券"，不是偶然的。過去我們在討論土地兼并的方式時，往往不太注意地主階級中的階層及前后時序差別，對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土地兼并方式，統論其以政治手段為主，抑或以經濟手段為主，顯然難于具體闡明地主制經濟的這一性質特點。

再者，在分配上存在差異。庶民地主與佃戶對半分成的地租收入，有個再分配的過程，即必須拿出一部分地租向國家上交"什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的田租(地稅)。例如：一個地主擁有100頃的土地出租，假若畝產量以2石(小畝)計算，全年總產量是2石×10000畝=20000石。地租率為十稅五，歲收租谷：

20000×5/10=10000石。又田租"三十稅一"，除去20000×1/30=667石。

則實際歲收地租是10000-667：9333石。這說明，庶民地主扣除上交田租部分后，他實際上的純地租收入已不到50％。還要看到，庶民地主在購買這100頃土地時，已經按照當時地價事先付出了一定的貨市量，現將它完全租給佃農耕種，乃存在多種情況：或可能與佃農的剩余勞動量大致相等；或可能占有佃農的一部分必要勞動量；或因災荒之年，佃農欠收而拖欠地租。不論如何，庶民地主在這里往往還是要失去土地總收獲量的一部分。如果包括他預先為買進這100頃土地所墊支的資本利息在內，那么，當時的地租剝削率，將遠遠不如20％的商業利潤高。西漢庶民地主之所以要"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用資金購買土地，原因殊多，看來主要是因當時投資渠道不多，從商風險太大，政府抑制末業；而購買土地，則相對保險，可以"為子孫業"。

在分配問題上。貴族、官僚地主則不同。他們的土地因主要來自賞賜、強占，無需對土地有更多的投資，所擁有的土地，無需事先預付貨幣或墊支資本。即使他們之中也有部分是自己購買(不等價)的土地，然漢政權對其常有種種"復免"規定，或因軍功、或因帝鄉等減免田租。故他們與佃戶對半分成的地租收入。可以全部據為已有。尤當指出的是，貴族、官僚地主包括封君、諸侯王、列侯等，皆享有"食邑"、"食租稅"的特權。所謂"食邑"，就是按照封區戶數所擁有土地的數量和產量征收田租(地稅)。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說："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①i又(漢書．張湯傳)："(張)延壽已歷位九卿，……別邑在魏郡，租入歲萬余。"所說的都是指"食租稅"。據載：西漢封侯共約800人。②i東漢封侯共891人。③i當時受封的諸侯王、功臣侯、外戚恩澤侯等，都享有不同等級的食邑。西漢功臣侯食邑戶數，高者達15000戶以上，如酂侯蕭何、平陽侯曹參；食邑少者也有5000戶以上，如潁陰侯灌嬰、汝陰侯夏侯嬰等。東漢光武帝功臣侯中食邑多者如膠東侯賈復達6縣(一縣按5000戶估算)，達30000戶；食邑少者如東緡侯馮彰也有3縣，約15000戶左右。④i兩漢貴族、官僚地主中的封君、列侯等為數眾多。他們不僅有"復免"優待，可以逃避、轉嫁田租，而且還"食租稅"，從國家財政收入中分割出去了相當一部分的地稅。成為其一項重要的剝削財源。如此種種特權，庶民地主是無權享受的。因此，可以說，食邑2000戶的封君、列侯，其地稅收入，要比擁有100頃土地的庶民地主之地租收入高得多。

在以往的研究中，論者常常指出"地租剝削太重"，這亦不無道理。但進一步分析其時代背景和剝削的"度"仍有必要。從封建社會前期的漢代來看，盡管當時"地租"比"田租"較重．然比起先秦的奴隸制剝削，當是一大進步。當時引起社會矛盾的焦點，并不是地租，而是國家"以丁、口為本"的賦役征課過于苛繁，特別是徭役等超經濟強制太重。因此，農民反抗的矛頭所向，并非一般的庶民地主，而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下的貴族、官僚地主，尤其是他們中的特權階層、貪官污吏。是"賦役煩劇"激化了社會矛盾。這是值得引起我們重視的。

三、庶民地主經濟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庶民地主經濟應作何等評價?這是一個學術界尚存歧議的問題。兩漢時期，作為地主階級重要構成之一的庶民地主。由于它的階層屬性所定，具有其鮮明的兩重性。一方面，庶民地主擁有大量地產，具有兼并性；但又有其經營性，是經營地主。另一方面，它是剝削者，"武斷鄉曲"、"力過吏勢"；但又沒有身份特權，處于"民"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庶民地主既有廣開財源，不斷壯大經濟實力的要求；又有改變現狀，沖破等級束縛，試圖躋身仕宦的強烈欲望。在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中，還每每體現出它是一個新興的、革命的階層，對發展社會經濟、推動歷史前進，確乎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與作用。

(一)庶民地主經濟更多地體現了封建生產關系的方向。在封建社會前期，庶民地主參加了生產關系的變革，廢井田，開阡陌，"民得買賣"后，他們憑借其雄厚的資本，通過買賣途徑集中土地，使土地商品化、資本化。這在很大力度上，沖擊了舊的土地等級占有，打擊了土地所有權的"硬化"狀態，促進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在所有制關系的變革中，庶民地主所起的這種推波助瀾作用，從歷史的角度審之，這是符合封建經濟發展的走向和規律的。與此同時，庶民地主采用實物地租分成制，采用租佃關系，只剝削佃農的剩余產品(當然也有必要勞動)，使農民可以取得支配勞動時間和空間的自由，這比先秦奴隸制時的勞役地租，無疑更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于提高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董仲舒、王莽等人一再非議租佃制度，說租佃制使"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①j這固然與地租重于田租(地稅)有關，但他們主張"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實行"王田制"，是從國家與地主爭奪自耕農、為保證賦役來源出發的，他們并未否定實物地租比勞役地租進步。此后實物地租在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幾千年，說明它仍有存在的合理性。

(二)庶民地主經濟對發展農業生產起了推動作用。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生產部門。②j史稱："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③j力田為生民之本。農業生產發展與否，這對保證國家的賦役來源、社會穩定以及地主階級的切身利益等密切相關。在漢代社會中，發展農業生產的主體力量是廣大的農民，但農民往往缺乏農業資金的投入。在這個過程中，庶民地主與"坐食租稅"、不勞而獲的貴族、官僚地主不同，直接或間接經營生產的庶民地主，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對農業生產是關心的，也比較重視投入。突出表現在：

1．使用先進農具。在漢代，鐵犁和牛耕是代表農業生產力的一個飛躍。但大部分個體自耕農，因財力有限，當時使用的農具，仍是耒耜及小型的鐵制器具，如鏟、鋤、鏤、鐮、鍤等。鹽鐵論．未通)說："民跖耒而耕，負擔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同書水旱)篇亦說："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生產工具落后。而大型犁鏵一類的先進農具，需要二頭牛作動力才能耕作，自耕農經濟是難于使用的，無力購買價格高昂的犁鏵和耕牛。當時有經濟能力使用的主要是大土地所有者，是那些"膏田滿野"的豪民、富家。如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說：東漢的田莊中，"十二月……休農息役，惠必下浹，……遂合耦田器，養種牛，選任田者，以俟農事之起。"漢代的畫像磚或壁畫中也有類似的反映。如：山西陸棗園村壁畫、江蘇睢寧雙溝畫像石、陜西米脂畫像石、內蒙古和林格爾壁畫等，都有牛耕、鐵犁的反映。但從其出土來看，大多數皆見于豪民、富家的墓中，說明只有豪民、富家，才有財力率先使用牛耕及大型農具，然后逐漸推廣。

2．興修水利。這是農業的命脈，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與水利分不開。西漢武帝時的水利，特別是大型工程，主要由政府組織興建。但到后來，由于國家財力不繼等因素，凡中小型水利工程。一般是地方政權與地主經濟相結合的產物。同時，許多豪民、富家也直接興辦水利。如灌夫"陂池田園"，"橫于潁川"。①k樊重興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能有效地使田莊內部"陂渠灌注"。②k從考古資料看，近幾十年來，在關中及南方各地。出土了不少的陂塘、水田模型。如：陜西勉縣出土的塘庫、陂池、水田模型；四川峨眉山出土的塘庫、農田模型；宜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等。③k這些陂塘或塘庫，有獨立的蓄水和排灌設施，面積大，蓄水量也多。這絕非一家一戶的自耕農家庭所能企及，若非官建，則乃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才有能力興建。

此外，庶民地主在直接經營田莊的過程中，還精心安排農活，講究耕作技術，使農業生產上規模、上產量。有關漢代田莊中的農事安排，在(四民月令)中有詳細記錄：

正月"雨水中，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撥，急菑強土黑壚之田，可種春麥、碑豆"。

二月"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可種植禾、大豆、苴麻、胡麻"。

三月"可菑白沙輕土之田，時雨降，可種粳稻及植禾、苴麻、胡豆、胡麻"。

四月"立夏節后……時雨降，可種黍禾，謂之上時，及大豆、小豆"。

五月"可苗麥田……先后各二日，可種黍，是月也，可別稻及藍"。

六月"趣耘鋤，毋失時，可菑麥田"。

七月"饌治五谷磨具……刈芻茭，菑麥田"。

八月"凡種大、小麥"。

十月"農事畢……五谷即登，家畜儲藏"。

當時對農事日程安排得十分周密和精細。田莊主為了增加經濟收入，不但重視整地、播種、中耕、作物栽培和收獲等，而且往往搞集約化的協作勞動，以提高農田產量。在西漢前期，自耕農經濟占有較大數量的情況下，平均畝產水平是"百畝之收，不過百石"。①l折合大畝畝產約為2．4石。但地主制經濟發展到東漢時，據仲長統說："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②l說明東漢畝產量比西漢提高，地主制經濟優于自耕農經濟。

(三)庶民地主經濟與商品經濟發展有密切的聯系。在中國古代地主制經濟下，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商品經濟通常以自然經濟存在為前提，而自然經濟又以商品經濟存在為條件。二者既有沖撞、矛盾；又存相互補益的關系。但是，漢政權乃維系封建的土地等級占有，強調"重本抑末"政策。作為在朝的貴族、官僚地主，雖然有人官商勾結、進行工商活動，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為了維護"政令"，往往把農業視作唯一高尚的生產，將地租、食邑看作財富的唯一正當來源。他們講究身份，鄙視"末業"，"恥于言利"。然庶民地主則不同。沒有官位，他們開拓、進取，為了追逐貨殖，抵制抑"末"，以農為主，多種經營，積極從事農、工、商結合的經濟活動。表現在：

1．發展商品生產。庶民地主在自營土地或田莊中的商品生產，不乏其例。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蔌；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干畝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是一幅規模巨大的商品生產場面，分布于安邑、燕、秦、常山、陳、夏、齊、魯、渭川、蜀、漢、江陵等南北各地。從中可以看出，其中有適應城、鄉需要的各種物質資料的生產。例如：有棗、栗、橘等果類品商品生產；有麻、桑等紡織原料的商品生產；有漆、巵茜等涂料、染料的商品生產；還有糧食、蔬菜等專供城市人口需要的商品生產等等。至于西漢末年，南陽樊重的田莊，其規模更大．農、林、牧、副、漁生產俱備，是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綜合型經濟單位。(后漢書．樊宏列傳)："(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余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樊家田莊不但從事商品生產，還兼營商業，"閉門成市"、"有求必給"。

上述這些大林業主、大畜牧主、大漁業主、大園圃主、大田莊主，都是"貨殖"家。他們在農業領域中從事商品生產，開發地區性的土特產，除自給性的外，主要目的是為了出售，滿足市場需要。

不僅如此，庶民地主還在工礦業中從事商品生產。在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之前，這方面尤為突出。如據(史記．貨殖列傳)：卓氏"即鐵山鼓鑄"。南陽孔氏"大鼓鑄，規陂池"。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此類事例甚多。故鹽鐵論．禁耕)篇日："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同書(復古)篇云："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干余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其規模之大，已可想而知。勞動力來源，"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所謂"放流人民"，就是各地喪失土地后的破產農民，當他們"亡逃山澤"時，為經營鹽鐵的大工場主--"豪強大家"所雇用。他們所生產的產品，或"傾滇、蜀之民"；或"賈椎髻之民"；或"行賈郡國"，推銷全國各地。生產的目的也是為了交換。

2．促進商品流通。國家統一及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為商業提供了條件。漢代商品交換和商業形態多樣，使豪民、富商有了廣闊的活動舞臺。(史記．貨殖列傳)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鹽鐵論．力耕)云："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豪民、商人地主，特別是其中的販運商，為了"得其所欲"，實現商品、貨幣增殖。他們"運籌策"、"設智巧"、"仰機利"，"周流天下"，走遍全國各主要經濟區。大凡關中、二河、燕趙、齊魯、江南等地，都有他們的足跡，活動的地域相當廣泛。他們經商的范圍是多方面的：有各地的方物、特產。如山西的饒材、竹、谷、壚、玉石；山東的魚、鹽、漆、絲、聲色；江南的梢、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草；龍門、碣石以北的馬牛羊、筋角等；有農、林、牧、漁產品。如糧食、桑麻、木材、柑橘、棗、栗、蔌、漆、蔬菜以及彘、漁陂等；有各種手工業產品。如在"通邑大都"，有酤釀、醯醬、軺車、牛車、木器髹者、銅器、鐵器、帛絮、細布、文采、榻布、皮革、鹽鼓等等。舉凡人們日常生活所需的生產、生活資料，乃至"養生送死之具"，皆"待商而通"。西漢自惠帝后，由于國家對工商業的優惠政策，富商大賈積極組織商品流通，使商業出現了一片繁榮景象。當時，商業城市勃興；多層級市場得到發展，京師及區域性市場興旺；商品種類多樣；商業資本雄厚；貨幣經濟活躍。武帝即位后，為了從財政上支持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鞏固與發展，雖然對商人采取過打擊政策，使商業進入間歇期，一度有所中落。但昭、宣之后，隨著"抑末"政策的松動、放寬，私人工商業又很快得到恢復與發展，并出現了新的生機。所謂"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①m到了東漢，商品經濟仍以不可遏止的勢頭向前發展。此時，從事商業活動的人甚多。史稱："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②m商業活動極為頻繁，成為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商人地主化的傾向更為明顯。那些"田畝連于方國"、"膏田滿野"的豪家，"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①n商業資本和土地進一步結合了。此外，高利貸資本繼續發展，對外貿易也較西漢頻繁。所有這些都表明，東漢的商品經濟較前有了推進，并逐漸納入封建地主制經濟的軌道，更加成為地主制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在評估庶民地主經濟的歷史地位時，對此當有足夠的認識。

最后還有一點要提及的是，庶民地主中的富商、豪民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