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選官制度

一、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歷史進展進程

選官制度是與國家同步消失于人類歷史舞臺。蘇東坡說:“三代以上出于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后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這段話,實際上劃出了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幾個進展階段。我國古代選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會末期“軍事民主制”時期的禪讓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則是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的事。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選官制度的進展，大致可分三個大階段，即：世官制、察舉制和科舉制三個時代。

夏、商是我國奴隸社會的建立和初步進展時期。據《禮記禮運篇》記載，當時諸侯傳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為禮”，即實行世官制。在這種制度下，公門有公，卿門有卿，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賞不能勸其努力，罰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隸社會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進入鼎盛時期。周世官制的特點是：它與當時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嚴密結合。那些擔當王室或諸侯國官職的大小貴族，便是受封的各級封君，他們均遵照嫡長子繼承制的原則代代相襲，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壟斷官職。春秋時，社會開頭大變革，出于爭霸斗爭的需要，一些大國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實行明賢主義。到了戰國，社會變革更加猛烈，隨著奴隸制的崩潰和封建制確實立，唯功唯賢的新選官制度逐步建立起來，例如：“以客出仕”是戰國最風行的仕進途徑。“客”,據史家解釋,就是“來賓”。戰國以客出仕的史實中,仍以秦國最為典型。到此，世官制時代終告完畢。

秦漢是我國古代消失的空前的大一統時期。秦統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舉、軍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舉又稱作“任”，是負有法律責任的薦舉，即“舉其顯，復保其微；舉其始，復保其終”；吏道即由“吏”（狹義的“吏”，指官府的低級公務人員如“佐”、“史”之類）選“官”的入仕途徑，主要通過考課制度實現；通法是指凡通曉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羅人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承受李斯“焚書”的建議后，“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便幾乎壟斷了秦仕進之途。劉邦建立漢王朝后，隨著國家的統一和強大，幅員寬闊,國祚長期,自然需要大批官吏。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統計,漢朝“吏員自佐吏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這么眾多的官員明顯需要相對穩定的選官制度培育與選拔。考漢代選官,主要通過吏道與文學兩條途徑。漢王朝首先創立了察舉制度。此制選官，先經官吏察訪，然后推舉給中心予以任用；舉薦的標準，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大體說來，漢武帝以前，是察舉制產生、確立時期；其后則是此制的標準進展時期。東漢末，由于天下喪亂，人士流移，考詳無地，魏王曹丕接受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這實際上是一種進展了的察舉制，它規定在地方州郡分別設立大小中正，負責以九個等級品評本地區的士人，作為授官的依據，并對已評定的品級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時雖有選賢用意，但不久即被門閥勢力左右，成為世族把持政權的工具，以至消失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

隋唐之間發生了禍及天下的大規模的農夫起義戰斗，在戰斗中士族主度和門閥勢力衰落，中小地主漸漸興起，九品中正制遂為新興的科舉制所取代。科舉制在中國古代實行了1300多年,其形式和內容隨著歷史的進展而不斷變化。隋文帝于開皇十八年(598年)“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又在眾多的科目中首開“進士”一科,標志著科舉制的創立。所謂科舉制，是一種根據不同的科目通過考試而選取人才的制度。李唐王朝建立后,連續開科取士,并使之定型化。唐初,科舉考試分常舉與制舉兩大類。常舉設的科目特別多,如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等;制舉,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祥明政術可以理人等。兩種舉制共設有90多科。常舉每年一次,由禮部主持;制舉是皇帝據臨時需要,不定期進行,取士也較少,故被視為“非正途”。常舉眾科中,有的是間或設置,有的很快停頓,只有明經和進士常常進行。明經考試主要考背誦,易中;進士考詩賦,須構思,故難考。進士雖難考,但考中后簡單飛黃騰達,故時人有“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為不美”的熟悉,說明人們比擬推重。后來進士科獨盛,士子更是趨之若鶩。

兩宋時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遼、夏、金，以及宋之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都無一例外地延用了科舉制度。明清時期，科舉制度到達了極盛，完全臻于成熟，科舉與學校教育的完全合流，是其成熟的重要標志。選用官吏包含著學校育才、科舉選才、銓敘用才三個完整的環節。這種培育選拔人才的模式，從當時世界范圍來看，無疑是非常先進的。但隨著封建中心集權政治的高度進展，明清的科舉完全覆蓋在封建文化專制主義之下，尤其是內容空虛、形成呆板的八股文，牢牢主宰著當時的科舉考試，造成社會空前的大悲劇。所以科舉制極盛之日，也是它走向沒落、衰亡之時。1904年，清政府進行了最終一次科舉考試。從今，實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宣告終結。

從上述不難看出，世官制時代與奴隸社會、察舉制時代與封建社會前半段、科舉制時代與封建社會后半段，根本相若。因此可以這樣說，世官制是奴隸社會具有標志意義的選官制度，察舉制和科舉制分別是封建社會前期和中期與后期具有標志意義的選官制度。固然，標志意義的選官制度并不等于唯一的選官制度，特殊是隨著國家機器的日益簡單，官僚機構的日益完善，統治者總是實行多種途徑來選用官吏，以到達政治上的平衡。在世官制時代，大夫以上的高級官員實行世族世官，而大夫以下的低級官吏皆出自“鄉興賢能”即“鄉舉里選”。在察舉制時代，察舉當然是選官制度的主體，但除此之外，比擬典型的仕途還有征辟、太學生、任子等。科舉制時代，科舉無疑是最重要的選官途徑，但科舉之外，還有多種選官途徑，如學校試、封蔭、吏道、薦擢等。

二、中國古代選官制度可借鑒的閱歷和原理

通過回憶我國古代選官制度的歷史，可知自三代到明清，選官制度經受了一個從簡潔到簡單，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展過程。從世界的范圍來看，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明顯獨具特色，其系統、完整、嚴密與歷史悠久，堪稱世界之最。我國古代選官制度中有一些根本原理可供今人借鑒，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考選

這里所說的“考選”，就是通過考試選拔人才之意，其與西方人事行政學中“考選”概念大體一樣。以考試來選用人才，是人類經過長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正確選擇。考選制度，應當是也必需是包含著這幾種根本精神：公開公平、競爭擇優、量才使用、內行治理。我國科舉時代的考試，根本上表達了這些原則——盡管存在著極大的不徹底性。由此帶來的重大社會效應之一，便是產生了所謂的社會流淌———主要指社會下層人物進入統治階級。這種社會流淌有利于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有利于擴大封建統治根底，從而給社會帶來肯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氣。同時，科舉制時代的考試又是多層次的，多層次的考試，不僅對于保證選取人才的牢靠性、正確性與客觀性起著積極作用，而且對于“任人唯親”的用人路線也有一種抑制作用。此外，實行考選，對提高封建官員的素養也有不行無視的作用。總之，考選制度自然具有一種強大的約束力，它制約應試者只有具備良好的素養方能成功通過此門。

（二）多渠道選拔

我國古代選拔官吏，無論是察舉制時代，抑或是科舉制時代，其選用人才的途徑都是多種多樣的。即使在世官制時代，亦有鄉舉里選制度作為世官的補充。古代選官之所以要多渠道，目的在于保持社會各種勢力的政治平衡。每一個時代的各種仕途，又有主次之分，有一種仕途居主導地位，是該時代具有標志的意義的仕途，其它多種仕途與主導仕途共同構成該時代選官制度的總體。詳細地說，世官制時代，主導仕途為世官，其它仕途主要是鄉舉里選；察舉制時代，主導仕途為察舉，其它仕途有任子、軍功、辟除、薦舉、征召、太學生、吏道等；科舉制時代，主導仕途為科舉，其它仕途有學校試、薦舉、補蔭、吏道等。這種多渠道、分主次的選官模式，有利于調動社會各層次的能動因素，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三）德才兼備

歷史上曾經存在各種選用人才的標準———或以血統、或以軍功、或以貲財、或以德行、或以才能，等等，不過，從我國古代選官制度的進展來看，其總趨勢則是傾向于德才兼備。就以外表上看起來純粹以才學取人的科舉而言，實際上德行的因素無處不有，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科舉制度對應試人有肯定的限制條件，凡娼、優、隸皂、罪戶子弟，均不得參與考試。換言之，只有封建統治者認為符合德行條件的人才能參與考試。二是科舉考試全被封建道德說教所充滿，它制約應試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統治者的德行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說的“德才兼備”，是指古代社會而言，它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與今日所講的德才兼備有著本質的區分。但假如從原則上著眼，古今之理相通，似應無疑義。

（四）回避

回避是選官制度進展到肯定階段后產生的關于選任官吏的限制規定。今史籍中能夠見到的較早的回避制度，是東漢制定的“三互法”。《后漢書蔡邕傳》李賢注載：“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歷史上選任官的回避制度，可以歸結為兩種類型：一曰籍貫回避，即本籍人不任本籍官。三互法中便有籍貫回避內容。越到封建社會后期，這種回避就越簡單，如明代不僅郡縣守令要回避鄉邦，而且有時還限制同一籍貫者不許在同一機關中任職，甚至有某些官不由某些籍的人擔當的特別規定。二曰親屬回避。東漢時關于婚姻之家不得交互為官的規定，即為親屬回避的一種形式；而北宋時確立的“別試”制度，則是科舉考試方面親屬回避的典型制度。回避原理有著廣泛的有用價值，現代刑事訴訟中的回避制度即是一例。

（五）保密

我國古代科舉考試的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始于北宋。其詳細做法，主要有這樣幾項：

1、鎖院制度。鎖院制度即一經任命為知貢舉（即考官）的官員必需馬上鎖宿，在大約五十天左右的鎖院期間，不得回家，不準見親友或與院外臣僚交往。后來，負責各類發解試的考官也需與知貢舉一樣鎖宿。這實際是采納隔離法到達保密的目的。

2、封彌制度。“封彌”又作“彌封”，亦稱“糊名”，即把試卷封起來，糊去舉子試卷上的姓名、鄉貫以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級。大凡封彌官不評卷，評卷官不知姓名。

3、譽錄制度。所謂“謄錄”，就是抄寫試卷。舉子的親筆試卷稱真卷，譽錄后送歸封彌官存檔；譽錄的卷子稱草卷，送給考官評閱。謄錄與封彌合稱彌封謄錄制。

北宋時建立和健全的各項保密制度，在后世的科舉考試中，始終沿用下來。這些做法，即使在今日的各種重要考試中，仍舊是適用的。

（六）保任

“保任”即保舉之意，它的最根本特征是人事與法制掛鉤，任人者要對被任者的行為擔當法律責任。如《史記范睢列傳》載：“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保任的原則不管在察舉制時代還是在科舉制時代，在選官中都被廣泛運用。由于實行保任制，薦舉得人與否及被薦人任職后的功過優劣，舉主與之同其賞罰，所以就能比擬有效地防止濫舉現象發生，這對于保證人才選拔的質量以及維護選政的公正廉潔，均有積極作用。

（七）儲才

我國古代選官過程中，每每將已選出的人才，放在某種特定的位置進展考察培育，然后再擇優任用。這一做法即所謂的“儲才”（亦作“貯才”）。歷史上較早的儲才形式是戰國時的客卿制度。此制實是在以客出仕與軍功拜授官爵之間，增加了一個儲才的環節———客卿，而形成的。按此途仕進，第一步先由“客”拜“客卿”，此后便進入儲才階段。這時人才一般需要按軍功授官爵制的要求，經受嚴峻的戰斗考驗，立下軍功為主的功績，才能實現其次步升遷———由“客卿”拜“相”（即當國之正卿）。秦漢時期，最重要的儲才形式是郎官制度。所謂郎官，實際就是皇帝的衛士，郎官組織主體為三署’即皇帝的衛隊，郎官的首領郎中令（光祿勛）便是衛隊的司令官。漢代選官，入仕者大領先拜郎，然后再內遷或外放；尤其孝廉拜郎，更為常見。這一做法時人謂之“宿衛”，其目的是讓入仕者先在皇帝衛隊中任職效勞，承受熬煉，同時也學習各種禮儀，為以后出任其它職務奠定根底。郎署的儲才性質正表達于此。科舉制時代，儲才被給予了更加廣泛的意義。首先，由于舉士、舉官的分途，所舉之士便成為后備官吏，故舉士實際已具有了儲才性質。其次，由于學校與科舉合流，所以從廣義上看，學校育才亦即儲才，這正如《明史選舉志》所言：“學校儲才以應科目者也”。此外，該時代還存在同客卿制度、郎官制度一類的狹義儲才形式，如明清的庶吉士制度即其一例。庶吉士又稱庶常，系從新科進士中經過考試（如清之朝考）選出。其與選者，稱作館選，俗稱點翰林。庶吉士三年學習期滿，經散館之試，然后按成績授職。優者一般留翰林，次者則出為中心及地方官。顯而易見，庶吉士這一儲才形式，實際是經最高一級科舉考試后的再學習、再選拔，是較完善的儲才形式。假如再把明清時的各種儲才形式聯系起來作考察，可以發覺，從學校儲才，舉士儲才，直到庶吉士儲才，構成了一個以科舉制為根底的金字塔式的儲才系統。盡管古代儲才的形式和做法不盡一樣，但!“最終目的卻完全全都，即“為慎重之意”。儲才與我們今日干部隊伍建立中的第三梯隊建立（或稱后備干部隊伍建立）有相通之處。

三、中國古代選官制度應吸取的歷史教訓

我國古代選官制度不僅有著很多珍貴的可供今日借鑒的根本原理，而且從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歷史教訓。

（一）應防止重走讀書做官的老路

選官制度給中國古代社會帶來的最大影響，莫過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進展的讀書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國歷史上，把讀書和做官相連結的思想消失很早。《尚書周官》即有“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之說。孔子“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是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總結。世官制以后的各種占主導地位的選官制度，根本上都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制訂，并為實現這一思想而效勞，而科舉制對這一思想的貫徹是最全面最徹底的。在科舉制下，讀書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會上一切以官為中心，以官為轉移，有官便有一切，失官便失一切。隨著科舉制向成熟階段的進展，讀書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與之同時俱來的官本位思想也日益嚴峻化。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從先進變落后，從文明變愚昧，與此不無關系。我們應記取這沉重的歷史教訓。

（二）應建立有效的逆向制衡，變個人意志為社會意志

選官制度的逆向制衡，指的是官吏的退免制度。官吏有選用必需有退免。在選拔與退免互為制衡、互為補充的沖突運動中，一可防止某一階層或某一家族長期壟斷政治，有利于擴大政權的階級根底；二是可以形成官吏隊伍的良性循環，為新進士子供應施展政治理想的舞臺，避開造成中氣不繼，才路壅塞；三可以不斷更新官吏隊伍的年齡構造和智力構造，保持其應有的活力與穩定，從而提高國家機構的運轉效能。一般說來，官吏退免可以分作兩種狀況：一是黜免，即官吏因觸犯法律、紀律或因政績拙劣而被罷免；二是正常狀況下的非懲治手段的退休。對官吏隊伍來說，后者應是最大量最常常的調整。我國歷史上把非懲治性的退免稱作“致仕”，或作“致事”、“致政”。《禮記》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