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第一章:先秦的文學觀念和文學理論批評的萌芽一：先秦的文學觀念（文史哲不分，詩樂舞合一,無明確的文學觀念。戰國中期前，文章重要指學術。戰國中期后,文學與學術逐漸分離的趨勢。)二：文學理論批評的萌芽（保存在《國語》、《左傳》等，獻詩諷諫說,觀詩知政說。）三:詩、樂、舞三位一體與“詩言志”的提出（先秦時，“詩言志”的“志”重要指政治上的抱負抱負。戰國中期后，百家爭鳴,“志”的含義逐漸擴大。“詩言志”的實質是把文藝看作是人的心靈的表現。與西方的模仿說差異大。)第二章：孔子和儒家的文學觀一：孔子以“詩教”為核心的文學觀及其對《詩經》的批評（克己復禮之“禮”是融入“仁”的新“禮”。)文學觀:以“詩教”為核心，政治倫理觀念濃厚。文學理論批評:對《詩經》的評論為主。１文藝與道德修養：修身必先學詩、學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文藝與政治、外交：借助賦詩(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認為？）文學批評的標準:中和之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文學的社會作用：“興觀群怨”說(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以內容為主導,形式與內容并重（辭達而已矣）雅樂與鄭聲:提倡雅樂，反對鄭聲。(斥鄭聲對后世戲曲、小說等地位不高有影響）二:孟子“與民同樂”的文學觀及其文學批評方法論文藝美學思想:與民同樂（在“仁政”與“民本”的思想前提下提出來的，以人性善論為哲學基礎）文學批評方法:（針對“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的主觀臆斷解詩方法而提出)以意逆志（以己之意迎受詩人之志而加以鉤考。即用自己的切身體會去推測作者的本意）知人論世（解決“以意逆志”的方法。進一步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遭遇等及所處的時代背景）另：“知言養氣”說,對后世“文氣”說有奠基作用。三：荀子對儒家文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天行有常自然觀對文學思想的影響（人定勝天，重視文藝可以產生積極社會效果，主張文藝創作從現實出發,要創新)明道、言志、抒情相結合的文學觀之形式(“道”乃社會政治之道和哲學自然規律之道;重先王、后王之道；重言志中的抒情）文藝與政治：《樂論》:音樂→人心→治道；“禮別異、樂協議”；“以道治欲”(影響漢儒“發乎情，止乎禮”及宋儒“存天理滅人欲”）第三章:莊子和道家的文學觀一、老子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論（對“象”的論述，對創作客體的論述;對“虛靜”的論述，對審美主體提出的規定)君子人南面之術的政治觀,以“清靜”、“無為”為旨趣，對文學采用否認態度。就文學觀念發展的內在理路而言，老子的文學觀念與孔子的文學觀念正相反對。假如說孔子所提倡的文學即文教，企圖以西周傳留的禮樂文獻和禮樂文化來教化人民,那么,老子所提倡的道學則是道教,即以先王傳留的道論為旨歸來影響人民。老子揭露禮樂文化對社會政治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為人們理性對待禮樂文化和進一步思考儒家文學觀念提供了思想武器,補充和修正了儒家的文學觀念，對于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展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一、莊子崇尚自然、反對人為的文藝美學思想（追求絕對的“全之美”，崇尚天然藝術，反對人為藝術)“以全美為工”（司空圖語）無樂之樂、解衣般礴、言意之表，成為我國古代音樂、繪畫、文學所竭力追求的至高境界。二、莊子“虛靜”、“物化”的藝術創作論(達成“虛靜”,進入“物化”狀態)“虛靜”是莊子所強調的結識“道”的途徑和方法，同時也是能否發明合乎天然的藝術的關鍵。三、莊子的“得意忘言”論及其對文學理論批評的影響(《易·系辭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得意忘言、得魚忘筌說的影響深遠，特別是魏晉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學理論,形成了“旨在言外”的傳統,是意境說的基礎。四、莊子文藝思想的浪漫主義和象征主義特性（以“卮言、重言、寓言”等不實之言，引導人們體會領悟“道”)第四章:先秦百家爭鳴中的其他重要文學思想一、墨家的功利主義文學觀（其立言有三表,表現出尚質重用的文學觀念)《詩》、《書》、《禮》、《樂》是不切實用的東西。并不否認文藝的美及娛樂功用,但強調文藝一方面要服務于功利的目的，否則再美也是無用的。“先質而后文”的美學觀點,輕視美而重功用。但后期墨家在邏輯學、論辯上的奉獻，對文章寫作有積極影響。三表法：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認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為了判斷人們對事物的結識及其言論文章是否對的)二、商鞅、韓非的法家文學觀亦是功利主義，反對儒家的仁義禮樂，文藝必須服從于法治。“儒以文亂法”。韓非不絕對反對文藝,贊成利于法治的文藝。三、《易傳》文學觀特色“象”和“物”的關系，尚有言、象、意的關系;陽剛與陰柔；發展變化的觀念；修辭立其誠；四、《楚辭》的“發憤抒情”說《詩經》為現實主義源頭，莊、騷為浪漫主義源頭，從文學思想看,這種說法不全對。《楚辭》和《莊子》的文學美學思想有較大差異,與《詩經》反倒比較接近，是在《詩經》基礎上的發展。《詩經》重在“言志”,《楚辭》通過抒情來言志。屈原的“言志”仍然重政治抱負。兩漢經學時代的文學理論批評一、西漢前期的道家文學觀與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淮南子》比較集中反映了西漢前期道家的文藝觀。重要是對先秦老莊的繼承和發展,但又吸取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反映了儒道結合的特點，并成為從先秦道家文藝思想向魏晉玄學文藝思想發展的中介和橋梁。《淮南子》崇尚天然之美,不否認人為之美。重質重文。肯定“虛靜”、“物化”,同時認為藝術創作要長期學習積累。認為文藝創作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既重內容,也講求形式修飾，主張兩者和諧統一。提出了鑒賞者的主觀差異性問題。司馬遷在劉安評價的基礎上,更加突出了《離騷》的“怨”。發憤著書，重要是為了達意通道。一是作者的崇高志向與抱負不能施之于事業，才借著作作為寄托,二是作者的志向就是要總結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提出系統理論觀點,寫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孔子詩“可以怨”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符合道家對黑暗現實極其憤激的特點,表現了儒道結合傾向。司馬遷的實錄精神。二、封建正統文藝觀的確立——從《禮記·樂記》到《毛詩大序》漢儒的儒家文藝觀是在先秦儒家文藝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第一，保守性增強了，批判性減弱了。崇奉“溫柔敦厚”是詩教。第二,對先秦儒家文藝觀中科學積極進步的內容作了更進一步系統的闡述。如,明確提出美刺諷諫說，對詩歌本質結識的深化,把“志”與“情”緊密結合。第三,進一步明確文學與現實、時代的關系。如班固言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第四，文藝創作中的“物感”說等。《樂記》:基本思想來自荀子《樂論》音樂的本源：音樂的產生在于人心感物。物→心→聲→音→樂音樂的作用:文藝對社會政治的重大反作用。聲→音→樂→心→物(社會政治）音樂的創作:強調音樂創作的真實性。《毛詩大序》是《樂記》在文學方面的具體體現：（當作儒家詩論的總結不太確切，雖然總結了先秦儒家詩論,但更重要是按照漢代的需要對它進行了改造，成為漢代儒家新文藝觀的代表性著作）發乎情,止乎禮義：明確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保守性進一步加強,具體發揮了《禮記·經解》中的“溫柔敦厚”詩教說。諷諫說:明確提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六義說:把《周禮·春官·大師》中的“六詩”說發展為“六義”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情志統一說：進一步發展了荀子《樂論》、《禮記·樂記》以來的情志相結合的思想，比較明確提出了詩歌抒情言志的特點。漢人論詩事實上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來解釋，并不是真正規定對詩的本意作客觀探求。如“詩無達詁”說。三、儒家“定于一尊”與揚雄、班固的文學理論批評揚雄以道、圣、經為中心的文學思想,反映了封建統治者規定把文學完全納入其禮教軌道的規定。故一切文章都必須以五經為法式。主張一切模仿圣人，如《太玄》模仿《易經》,《法言》模仿《論語》。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舍斯，辯亦小矣。”這種以五經為法式的文學主張，助長了文學創作上的復古模擬之風。其文學主張,清楚地反映在其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揚雄認為屈原的自沉不符合“發乎情，止乎禮義”。認為屈原的浪漫主義創作不符合儒家經典的特點。“過以浮”是說屈原作品文辭華麗,不似儒家經典質樸。揚雄也贊揚屈原辭麗而有則,文質并茂,符合儒家大原則,并同情其遭遇。揚雄是古文經學，不贊成讖緯神學。揚雄對漢賦，早年愛慕，晚年多批評否認。《答劉歆書》:“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童子雕蟲篆刻”、“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揚雄認為文是源于心的。班固對揚雄的進一步發展。班固是今文經學，支持讖緯神學。主持編纂《白虎通義》,把儒學神學化正式擬定下來。班固批評屈原對上層統治者的批評違反了“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原則，“怨”過度了。對司馬遷及《史記》的批評也如此。班固不完全否認屈原作品，肯定了屈原“離讒憂國”及其作品“惻隱古詩之義”。班固對辭賦評價較高，不同于揚雄晚年。認為漢賦是“雅頌之亞”,“賦者，古詩之流也”,賦為古詩的支流，符合“潤色鴻業”。但對漢賦的華麗淫靡有過批評。班固強調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論《詩經》發展了《樂記》和《毛詩大序》中關于文藝和現實關系的論述,指出詩歌可以反映社會風俗，政治得失。也反映在班固對樂府的論述中：“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四、王充真、善、美相統一的文學觀(積極影響了現實主義創作,束縛了浪漫主義創作)東漢前期讖緯神學泛濫，桓譚(極言讖之非經）、王充是反對讖緯神學的代表。較多集成了荀子、司馬遷、《淮南子》的道家文藝思想。提倡真實,反對虛妄。反對虛妄之作，并不完全否認文學中的虛構、夸張等。對虛構、夸張事實上采用否認態度。如《論衡》對神話傳說的批判。增善消惡,有補世用。說明文章不是了炫耀文辭,而是為了“勸善懲惡”。認為文章的內容形式要表里一致、內外相符。批判了漢賦追求形式之美。反對復古，提倡獨創。反對文學語言艱深古奧，提倡通俗易懂。五、王逸對《楚辭》的評論與東漢后期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稱《離騷經》。不批準揚雄、班固對屈原的批評,認為《離騷》不違反“溫柔敦厚”之旨,也沒有超過禮義規范。王逸認為《離騷》的藝術特點源于《詩經》,兩者是一致的。“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楚辭》繼承了《詩經》傳統。王逸對屈原的高度評價，重新確立了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國文學史的崇高地位。使其與《詩經》并駕齊驅。東漢后期文學理論批評文學的獨立與自覺逐漸形成。說魏晉是文學自覺時代不太確切。由于漢人分“文學之士”與“文章之士”,雖文章的概念比較廣泛，但比先秦的“文化”之“文”要窄。如《漢書藝文志》已將“詩賦略”獨立出來。漢代出現了眾多文論著作。各種不同文體，在漢代基本形成了。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批評的新發展一、玄學的興起與文學觀念的變遷儒教衰落，玄學興起。文學觀念發生變化：（玄學是援道入儒,以道為本,倡名教，以自然為體，以名教為用)文學創作主題的變化:漢代受經學影響,主題為政治教化和美刺諷諫為中心，漢末魏初，轉變為寫個人悲歡遭際，抒發個人情感,感慨現實動亂。社會政治主題→個人內心世界文學思想：言志→緣情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中，特別重視體現作家特殊的創作個性。重視文學創作自身的特點與規律研究(玄學思想在結識論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為基本方法；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以無有體用為中心的玄學思想在結識論上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為基本方法。玄學家認為無是體，有是用，有并非無,但可以有來象征無，體會到了無之后,又必須舍棄有,而不能拘泥于有。這種結識方法就具體表現在玄學家關于言、象、意關系的論述中。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旨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二、曹丕《典論?論文》的時代意義(宣告了經學時代文論批評的暫時告終，以玄學思想為主導的新文論批評的開始）作家的才干與文體的性質特點之關系。(《典論?論文》的中心）(以七子為代表,指出作家的才干各有所偏,而通才是很少的。)曹丕也研究了不同類型文體的特點：“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干備其體。”強調作家個性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即規定文章必須有鮮明的創作個性。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從未有過的崇高評價。（“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規定持一種比較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去批評文學。（批評貴遠賤近、文人相輕、暗于自見）曹植不如曹丕重文章，但其認為文學批評者本人要有高修養和創作能力才干批評別人。且重民間文藝。三、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及其在六朝文論發展中的意義聲無哀樂說從對音樂自身理論的闡述出發，認為音樂自身無感情，否認了儒家以《樂記》為代表聲有哀樂的基本文藝思想，是中國文藝思想發展由經學時代向玄學時代轉變的重要標志。聲無哀樂論的提出與當時玄學思想有十分密切的聯系。玄學家認為言與象、象與意之間不是一種等同的關系,而只是一種寄托的關系,言象只是得意之筌蹄。從玄學本體論的角度說，玄學家把道與物、無與有的關系,看做是一種體用關系。聲無哀樂論的提出，重視了對音樂藝術形式美的研究，同時也推動和促進了當時整個文藝領域對藝術自身特性的探討。四、陸機《文賦》論文學的構思與創作)（著重探討文學內部規律之文學創作,如何進行藝術構思，是《文賦》探討的重點問題)１一方面,陸機論述了作家在構思前應當具有一些什么條件,才干使藝術構思得以順利進行。他著重強調了玄覽、虛靜的精神境界和知識學問的豐富積累兩方面內容。陸機十分強調靈感的作用,他稱之為“應感之會”。2《文賦》提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各類文體的特性及其藝術風格。“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3《文賦》對創作過程中的具體表現技巧問題也作了很多分析。對于文學作品的藝術美,陸機提出了五條標準，這就是應、和、悲、雅、艷。應，即豐贍之美;和，剛健的骨氣;悲，鮮明強烈的愛憎感情;雅，純正格調;艷，是對形式提出的規定。張華提倡“新聲”和陸云以“清”作為文學評論的美學標準。五、葛洪提倡繁富奧博的文學觀與美學觀（葛洪前期以儒家思想為主，后期以道家思想為主。文藝觀重要在《抱樸子》外篇）葛洪竭力提高文章的地位和價值,明確主張德行與文章并重，把曹丕的文章價值觀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規定人們重視藝術技巧,提高藝術水平。對貴古賤今的傳統觀念進行了鋒利批評,鮮明地提出了今勝于古的主張。他認為文學的發展也是從質樸到華麗逐漸演進的，因此講究艷麗、雕飾也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在對待文學語言的見解上,他認為應當以雕飾華麗的當世之文來統一文學語言,棄去方言土語。葛洪認為美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有自己質的規定性。人們審美觀點的差異是由于審美主體的主觀愛好不同所致,客體的美和主體的美感是不應當混同為一的。南北朝時期一、玄佛合流與南朝文學理論批評的繁榮佛教的流行及其對文學理論批評的影響一方面從言意關系上進一步深化了玄學的言不盡意論佛教形神觀之流行，對藝術創作上的形神論有深刻影響。(形神關系實質心物關系。《文心雕龍》“情以物興”、“物以情觀”正是吸取了儒家和玄佛對心物關系的論述)佛經翻譯、轉讀、因明學等的影響二、沈約與聲律論的歷史地位使得詩文創作的聲律之美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但是規則過嚴，束縛了文學的健康發展。《“四聲之目”的發明時間及創始人再議》，文學遺產，２023年第5期。（高認為“四聲之目”應始于劉宋之末,由王斌首創,而非沈約、周颙等。)三、對文學特性的探討與文筆之爭魏晉曹丕、陸機等人對“文”的理解比先秦兩漢的文學觀念要窄得多，但仍然包含藝術文學和非藝術文章。南朝的文筆之爭，即是為了區別文學與非文學。《文心雕龍·總術》：“今之常言，有文有筆，認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當時很流行。但稍后的蕭統、蕭繹等不用是否有韻區分文筆，而是有新標準。蕭統《文選序》的選文標準：“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沉思”即劉勰的“神思”,指藝術想象,“翰藻”是華美辭藻。四、“芙蓉出水”與“錯采(彩）鏤金”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美學觀。鐘嶸《詩品》卷中引湯惠休對顏延之詩評：“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實質是，一種為自然之美,一種是雕飾之美。南朝文藝思想比較重視自然之美。但從創作看,兩種藝術美都有突出表現。儒家比較推崇雕飾之美,重人為加工,重實描、用典、辭藻，故儒家思想較重的文藝家大都重雕飾之美。道家及玄學提倡自然之美,傾向于傳神，重神似而輕形似，重發揮虛。《人間詞話》言“隔”與“不隔”，雕飾在“隔”，自然在“不隔”。總趨勢，提倡自然之美有更突出地位。五、劉勰及其不朽巨著《文心雕龍》(劉勰的思想以儒家為主,兼有佛道）清末劉毓崧認為成書約在５01-５０２年體大思精之作。(典出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共五十篇，總體分上、下篇。上篇:五篇總論,二十篇文體論，下篇關于創作、批評及歷史發展、作家修養等。《文心雕龍》的文學思想體系：論文學的本質和起源（《原道》,道是內容，文是形式。道是普遍規律,是哲理性的自然之道，但狹義到人文是指社會政治之道。）論文學的構思與創作（《神思》、《物色》、《隱秀》等,心物關系即主客體關系、隱是意，秀是象、虛靜助神思、言意關系）論文學的風格與體裁(《體性》、《定勢》、《才略》)《體性》言作家個性形成：才、氣、學、習;《體性》言八種文學風格：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才略》言才干風格和時代有關。《明詩》到《書記》用五分之二篇幅敘述三十四種文體，實際涉及六七十種文體。論文學作品的“風骨”(風清骨峻和辭采華美是劉勰對文學作品精神風貌美與物質形式美的規定。）論文學作品的寫作技巧（《總書》《附會》《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練字》《指瑕》等,近四分之一篇幅)論文學的批評與欣賞（《知音》）“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文學鑒賞有六觀說：“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一般靠六觀，關鍵在“見異”,看到作家作品的獨創性。論文學的歷史發展及其與時代的關系（《原道》《征圣》《宗經》講“通”，《正緯》《辨騷講“變”》，通變思想,即繼承與革新思想貫穿全書。)（文學與時代有關，如建安文學之慷慨悲壯與戰亂頻仍有關。文學與統治者的提倡與否有關,如建安文學與曹氏父子的愛慕文學有關)《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對齊梁以前的文學創作的經驗和文學理論批評的全面系統總結。發明了一系列美學范疇與文論概念。如神思、意象、隱秀、風骨、通變等。對古代美學與文論發展有深遠影響。白居易的寫實詩歌理論，源自《情采》《時序》《明詩》等；司空圖、嚴羽等意境說，與《文心雕龍》有關;梅堯臣、張戒等對“隱秀”說的發揮，主張言外之意;古代浪漫主義文論的核心內容“幻中有真，夸不失實”等最早見于《辨騷》；公安派“性靈”源自《原道》。公安派復古在“通變”基礎上發展。六、鐘嶸的詩論專著《詩品》(約成書于514-516年）鐘嶸在《詩品序》中鋒利批評了當時濫用典故、排比聲律之弊。鐘嶸以“直尋”為核心的文學思想(特別是三篇序中,提出來較為系統的關于詩歌本質、特性以及詩歌創作與鑒賞批評的理論，概言之，感情論、自然論、風骨論、滋味論）詩歌的本質是表現人的感情(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文學是人的性靈之表現思想非始于鐘嶸，如劉勰已經說過,但鐘嶸則強調詩歌是體現人的性靈的,從這個角度看，他與明清“性靈說”聯系更緊密。指出了導致詩人性情搖蕩的因素是由于外界事物對詩人的感發觸動,即“物之感人”。鐘嶸的感情論既擺脫了儒家經學的束縛,又沒有泛情主義的弊病。詩歌創作以自然為最高美學原則（貫穿于《詩品》始終)對當時追求文辭藻飾之美不滿,提倡自然之美。突出表現在中品、下品序中對當時創作中追求堆砌典故和講究苛繁聲律的弊病的批評上。批評了當時以沈約為代表的永明聲律派。以怨憤為重要內容的風骨論(論五言詩以建安文學為最高典范,認為詩歌要“風力”+“丹彩”)建安文學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建安文學在藝術形象的塑造方面有十分明朗簡潔的風格,而沒有纖巧雕飾的弊病。4詩歌必須有使人產生美感的滋味鐘嶸最早提出以“滋味”論詩,使其成為古代文論中的基本審美范疇。如何有滋味？運用賦比興。（“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5鐘嶸對歷代五言詩人的評價（１２2人,計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①將五言詩人分為兩大系統，以《詩經》、《楚辭》分別為源頭。風、騷并提。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詩經》小雅：(少)阮籍怨雅而溫柔認為受《楚辭》這個系統影響的五言詩人更多：李陵、班婕妤、王粲、曹丕、嵇康、應璩、陶潛（中品)②在分析詩人的創作特色時有精到見解,既指優點,也指缺陷。七、顏之推與北朝文學理論批評（南朝緣情尚文,北朝宗經重質、風骨；《顏氏家訓·文章》：文章源出五經,重作家人品,較重文辭華美，不滿揚雄否認辭賦，調合南北文學思想)唐（盛唐時期的文學創作受佛老思想影響較為突出，中唐時期重要體現儒學復古）A、初盛唐的文學理論批評一、反齊梁文風中的兩種不同傾向①對齊梁乃至整個六朝文學持主線否認態度(李諤、王通、王勃為代表,以儒家“詩教”出發,主張漢儒經學文藝觀)②批評與贊賞并存，批評過于追求形式華艷的文風,也肯定其成就與積極影響（魏徵、令狐德棻等唐初史學家)魏徵《隋書·經籍志》肯定屈、枚、司馬相如等，《文學傳序》肯定齊梁作家、并批評齊梁文學之宮體詩，對齊梁文學評價是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的繼續。二、劉知幾《史通》對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影響(《敘事》、《載言》、《載文》、《言語》等）文史的異同：認為是不同部門,不能用文學的虛構、夸張寫史。實錄精神:對《史》《漢》中的文學作品持否認態度。對白居易詩歌理論有深刻影響對小說創作和小說理論的啟發:有關歷史人物傳記的原則影響了小說理論，敘事三要點：簡要、用晦、反對妄飾。劉不反對小說。主張書面語與口語的統一。三、陳子昂的興寄論與風骨論(《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興寄論：針對詩歌提出：“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與儒家美刺比興說不同，規定詩歌創作在審美意象內隱具有深刻的思想，切中齊梁文學之弊。強調繼承“漢魏風骨”：“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似鐘嶸的“建安風力”,但少了其過度強調“怨憤”，更重劉勰之“梗概多氣”情調。直接啟發了殷璠“聲律風骨均備”說。一是反對齊梁文學的描寫內容,規定有濟世安民的社會內容。二是反對齊梁文學重辭藻、典故等，規定生動的藝術形象。以風骨為主,辭彩為輔。興寄為藝術表現手法,風骨為詩歌審美抱負。其主張在《感遇詩》三十八首有體現。盛唐詩人大都以“漢魏風骨”為審美抱負。但陳子昂詩歌輕視南朝文學的形式技巧，過度古樸,復漢魏傳統多，吸齊梁新變少。四、李白崇尚自然清新的詩歌理論亦批評六朝文學弊病,提倡興寄與風骨,又重視吸取六朝新變。充足肯定風騷傳統。言“自從建安來,綺麗局限性珍”非否認綺麗,乃言綺麗普遍。贊成謝朓“余霞…澄江…”之綺麗清新的六朝詩歌優點。贊成江淹、鮑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藝術美抱負是“清真”。規定清麗與自然高度統一，正是盛唐詩歌藝術美抱負的體現。五、殷璠的興象論和王昌齡的詩境論(《河岳英靈集》是盛唐詩歌選本；《吟窗雜錄》本《詩格》)殷璠的興象論:標舉“興象”，反對“輕艷”。在《序》和《集論》中，批判齊梁以來“理則局限性,言常有余,都無興象,但貴清綺”的形式主義詩風，力主內容形式并重,聲律風骨兼備。他選錄的標準是：“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對詩人評論，亦多有精辟見解。特推崇王昌齡。1要有風骨2要有“神來、氣來、情來”３要有聲律之美王昌齡的詩境論：三境說（物境、情境、意境)、三格說（生思、感思、取思）。兩說是否為王昌齡作,待考證。由于空海《文鏡秘府論》未引用。關于詩歌創作十七勢的論述，是對藝術技巧的總結。王昌齡的詩境論把詩歌意境發明提到一個非常突出的地位。影響了皎然、劉禹錫、司空圖等人。六、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及其論詩歌創作之“神”（文學思想中規定文學表現民生疾苦,為民請命。）重視提倡《詩經》傳統,主張寫實社會。“轉益多師是汝師”的前代文學繼承態度。欣賞陶潛、鮑照、庾信、四杰等。“神”:1文學要有風骨,方能傳神；２創作構思若能進入靈感狀態，即可寫出傳神之作。３真實自然是作品傳神的關鍵。4作家的知識學問與創作有關。4神化水平乃長期的積累與精心的鉆研。Ｂ、皎然、白居易與中唐詩歌理論的發展(皎然乃謝靈運十世孫)一、皎然《詩式》與中唐對詩歌意境特性的探討(《詩式》約作于779－7８5年間,盧盛江認為在78９年定稿。有三個類型，多個版本,盧認為《詩議》定稿于7７3年)羅根澤認為《詩議》偏重于論格律,《詩式》偏于提醒品式。皎然詩論中最重要的是他對詩禪合一的詩歌意境的發明及其特性的論述，其“取境”實際就是說詩歌意境的發明。意境的發明是決定詩歌藝術水平高下的關鍵。1具有象外之奇，言外之意。2論詩重“明勢”，動態之美。3真率自然,無人為造作痕跡。４論詩風格十九字。忠、節、閑、達、逸、遠等。總的重詩境和禪境的統一，以自然真率為最高標準。不批準陳子昂對詩歌發展的“文章道弊五百年”見解,強調文學發展史上的“復”與“變”。上承殷璠、王昌齡,下開司空圖。《詩式》《詩議》是唐代探討詩歌創作法式藝術技巧和詩歌格律這類著作中最有成就的著作。二、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對白居易有直接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