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1、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井岡山地區位于羅霄山脈中段的湘贛邊界，包括江西的寧岡、永新、蓮花、遂川和湖南的酃縣、茶陵等縣，周圍五百余里。這里的有利條件是：遠離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還可利用兩省敵人既要互相爭奪地盤又要各自保存實力的矛盾；黨和群眾的條件較好，大革命時建立過黨的組織、工會、農會和農民武裝，黨和革命的影響仍然存在，還保存著袁文才、王佐兩支農民自衛軍；地勢險要，幅員廣大，有游擊戰爭的回旋余地；自給自足的地方農業經濟，具有為紅軍初期發展提供給養的經濟力。這個地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在這里開展游擊戰爭，可以影響湘贛兩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這里建立根據地，既有利于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又有利于推動全國革命走向高潮。2、南昌起義為了拯救革命,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大屠殺實行武裝抵抗,中國共產黨于一九二七年在南昌發動了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創了我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新時期。當時,敵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較薄弱,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及警衛團,第3、第6軍各一部,總共三千多人。在南昌地區,我黨掌握和影響的武裝力量主要有:葉挺領導的第20軍、朱德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和南昌公安局的兩個保安隊、由葉挺獨立團為骨干編成的第25師、以及蔡廷鍇的第10師等部。還有盧德銘領導的國民政府警衛團和陳毅領導的中央軍政學校武漢分校等部,正由武漢向南昌集中。七月二十七日,正式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前敵委員會。前委會決定于七月三十日舉行起義,并成立軍事領導機關——起義總指揮部。在準備工作基本就緒時,張國燾由武漢趕到南昌,阻撓起義,以周恩來為首的前委經過激烈斗爭,克服了張國燾的阻撓,毅然決定起義。八月一日,在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北伐軍二萬余人舉行南昌起義。起義部隊經過五個小時的激烈戰斗,全殲駐在南昌的敵人并控制了全城。八月二日,駐馬回嶺的第四軍第25師主力,在前委派去的聶榮臻領導下,開到南昌和主力會合。起義勝利后，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賀龍任代總指揮，葉挺任代前敵總指揮，劉伯承任參謀團參謀長，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八月一日上午，前委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討論通過了《聯席會議宣言》等文件，成立了以共產黨員為領導核心，有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由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周恩來、賀龍、葉挺、蘇兆征、惲代英、李立三、張國燾、郭沫若、吳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彭湃、何香凝、彭澤民、張曙時等二十五人組成。這個帶有政權性質的委員會，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目的是繼承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反對南京的蔣介石政府和武漢汪精衛政府，實質上是一個無產階段領導的代表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段，并聯合國民黨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權。同日，由十五名在國共合作時期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共產黨員和七名國民黨左派人士共同署名，發表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宣言》，義正辭嚴地揭露了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叛變行為，強調反對帝國主義，掃除新舊軍閥，要為解決土地問題而斗爭。前委在流沙召開會議，周恩來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要求武裝人員退往海豐、陸豐作長期斗爭。當日下午，主力部隊進至烏石山時，與敵陳濟棠、徐景唐部激戰，遭受失敗，僅第24師余部一千三百余人，在董朗、顏昌頤的率領下，轉入海豐、陸豐地區同當時農軍會合，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2師，繼續革命斗爭。南昌起義，由于客觀上敵人力量過于強大，主觀指導上缺乏經驗，沒有和湘、鄂、贛地區的農民運動相結合，開展土地革命戰爭，而是孤軍南下廣東，企圖打開海口，爭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據地，再次舉行北代，加之兩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殲敵，成為敵人各個擊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敗。但這次起義的偉大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它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斗爭旗幟，充分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畏強敵、前仆后繼的革命精神。南昌起義以實際行動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對創建偉大的人民軍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3、秋收起義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是緊接南昌起義以后，我黨領導的一次偉大的工農武裝暴動。黨的"八七會議"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起義，會后黨中央派毛澤東為中央特派員和彭公達到湖南，負責改組湖南省委和領導秋收起義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湖南省委改組，彭公達任省委書記。十八日，由彭公達主持召開改組后的省委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討論秋收起義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強調指出；湖南的秋收起義，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但是發動起義，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軍事的幫助，要有一兩個團的兵力作骨干，否則起義難免失敗。起義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就一定要有兵力。九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討論了秋收起義的具體部署，并將參加起義的革命武裝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以盧德銘為總指揮，余灑度任師長，余賁民任副師長，下轄三個團：第1團以原國民政府警衛團為主，吸收湖北崇陽、通城農民自衛軍和平江農民武裝一部組成；第2團由安源的工人糾察隊和礦井隊及萍鄉、醴陵、安福、蓮花的農民自衛軍組成；第3團以瀏陽的農民武裝為主，吸收平江農民武裝一部組成。三個團的兵力共五千人左右。另外，余灑度等在起義前，還收編了夏斗寅的殘部為第4團。九月十七日，毛澤東下令各團向瀏陽文家市撤退。九月十九日，各路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到達文家市集中。毛澤東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討論部隊的行動方向問題。他在會上正確地分析了敵強我弱和工農革命軍面臨的嚴重形勢，主張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部隊沿羅霄山脈南下，在農村實行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會議否定余灑度"取瀏陽直攻長沙"的錯誤意見，通過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九月二十日，部隊開始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地區轉移。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由于處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在開始時以進攻城市為主，加之缺乏作戰經驗等原因，遭受了挫折。但這次起義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公開打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的旗幟，建立了工農革命軍，在起義受挫后，毛澤東及時改變原來攻打長沙的計劃，率領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為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逐步地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4、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之后，我們黨領導的又一次震動世界的武裝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又一次積極而英勇的反擊。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后，兩廣的國民黨反動勢力也在廣州發動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籠罩廣州城鄉。具有光榮傳統的廣州革命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和殘酷壓迫，無比憤怒和仇恨。隨著從武漢等地撤退的共產黨員陸續聚集廣州，特別是一九二七年九月間，傳來了彭湃領導海豐、陸豐農民武裝起義和南昌起義部隊進入廣東的消息，人民的斗爭情緒更加高漲。當時，反動勢力統治下的廣州，正處于不穩定狀態。以國民黨“正統”自居的汪精衛，依恃由九江返回廣州的張發奎的勢力，趕跑桂系軍閥，霸占廣東。桂系軍閥黃紹宏逃出廣州后，立即在梧州調集部隊準備反攻，支持蔣介石的粵系軍閥陳炯銘也由汕頭向廣州前進。張發奎為鞏固自己的地盤，把主力開赴肇慶、梧州一帶，同黃紹宏作戰，一部在東江防御陳銘樞，廣州城內的兵力十分薄弱。敵人只有警衛團一部，加上一個炮兵團和兩個新組建的步兵團等部，共約六、七千人。而教導團和新擴編的警衛團一部，實際上是我黨能夠基本掌握的武裝。教導團的前身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絕大部分干部都是共產黨員和同情革命的份子，第4軍參謀長葉劍英兼任該團團長。這種情況造成了武裝起義的大好時機。廣州起義，震驚了中外反動派，他們立即勾結起來向廣州進攻。美、英、日、法等帝國主義公然實行武裝干涉，出動炮艦轟擊廣州市區，并一度派海軍陸戰隊在長堤登陸，攻擊我起義部隊。十二月十二日，張發奎從江門、肇慶、韶關、黃埔等地調來部隊，向廣州市區展開進攻。當日下午，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張太雷犧牲。在中外反動派的瘋狂進攻面前，起義武裝浴血奮戰，但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被迫于十三日撤離廣州市區。廣東省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以教導團和工人赤衛隊為骨干，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的決定，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省委書記張太雷為委員長，立即加緊起義的組織和準備工作。十二月七日，中共廣東省委秘密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了廣州蘇維埃政府的執行委員會，決定十二月十三日舉行起義。廣州人民革命斗爭的高漲，引起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注視和警惕。汪精衛得到我黨準備起義的消息后，要張發奎解除教導團的武裝，驅逐赤衛隊，搜查職工會。張發奎電令前敵總指揮黃琪翔回廣州執行這一任務。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一次沉重打擊。它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同敵人搏斗的堅強意志和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它為紅軍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廣州起義的失敗，客觀上是由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敵人的強大，主觀原因是在起義后，沒有自覺地、主動迅速地向農村發展，與海豐、陸豐農民運動相結合，建立農村根據地，開展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的游擊戰爭，以及起義準備工作的不充分等。它的失敗再次證明；在帝國主義援助下的反革命勢力，控制了全國政權，掌握了強大的反動武裝并占據中心城市的情況下，要通過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革命只有在反革命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才有可能積蓄力量，最后奪取革命的勝利。5、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以血肉之軀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二萬五千里長征。它那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賴以成功的基礎，它激勵著一個有12億人口的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舉世無雙的壯舉，它像一條永遠銘刻在地球上的紅飄帶，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象征。從1934年10月16日紅軍在江西渡過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中國工農紅軍從江西到陜北，歷時兩年整，行程上萬里，其間經過無數次激烈的戰斗。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路上行軍一共368天，余下來的100天大多都在戰斗中渡過。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計：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5條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占領過62座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打敗或躲過追擊的中央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跡。紅1方面軍主力通過臘子口后，繼續北進，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甘蘇區吳起鎮。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告紅軍主力長征勝利結束。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從而結束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長征。從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突破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層層封鎖和圍追堵截，行程25000里，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也是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從此，開始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長征，它將成為人類歷史上堅定無畏的豐碑，它永遠是銘記著中華民族堅強不屈精神的地球上的紅飄帶。6、遵義會議王明路線的錯誤領導，造成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的重大損失，引起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同志和廣大指戰員的懷疑與不滿，一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也開始覺悟，轉變了立場，為挽救革命戰爭的危局，迫切要求結束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委員：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陳云、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參加會議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以及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在會上，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作了正報告，周恩來作了副報告，毛澤東等作了重要發言。根據當時的情況，會議集中地解決了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會議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戰略指導的錯誤，特別是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及其一整套作戰原則，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指出：在五次“圍剿”中，敵人采取持久戰與保壘主義戰略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占，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的目的。決議還指出：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同樣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當繼續在內線作戰取得決定的勝利已經極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沒有可能時（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間，即廣昌戰役以后），我們應毫不遲疑的轉變我們的戰略方針，實行戰略上的退卻，以保持我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在廣大無堡壘地區，尋求有利時機，轉入反攻，粉碎“圍剿”，創造新蘇區，經保衛老蘇區。但當時卻采取了相反的戰略方針，提出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蘇區來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同時發展游擊戰爭，加強輔助方向的活動，來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關于有生力量的保存問題，完全忽視。在突圍行動上，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采取了避戰主義。訣議根據當時的形勢，明確了黨和紅軍的任務和戰略方針。這次會議，改組了黨的中央領導，增選毛澤東淡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隨后，政治局黨委進行分工，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并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行動。朱德仍為中央軍委主席。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變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因而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折7、“七七事變”紀實1937年7月7日夜間，駐北平豐臺的日軍一部以“演習”中一個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國守軍拒絕，遂即日軍向宛平城發起進攻，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在宛平城外的盧溝橋與日軍血戰，從此中國人民開始了八年的浴血抗戰。滅亡中國是日本的既定國策

日本是位于中國東部的島國，歷史上與中國交往很多，所以深受中國文化影響。19世紀的中國清王朝腐朽不堪，垂入暮年，而此時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后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成為封建的軍事帝國主義，走上了對外侵略道路。早在明治年間，日本就制訂了以征服中國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1894年，日本發動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賠白銀2億兩，割臺灣和澎湖列島給日本。1900年，日本伙同西方列強組織八國聯軍，侵入中國，取得在北京、天津、和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駐軍權。1905年日俄戰爭后，日本從沙俄手中奪取了在中國遼東半島的一切特權。1909年，日本吞并了朝鮮，并在大連開設關東軍司令部，成為侵略中國的大本營。與此同時，日本在中國東北三省各重要城市與鐵路沿線駐軍，使東北三省完全處于日軍控制之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利用西方列強忙于在歐洲廝殺，無暇東顧之機，出兵中國山東，奪取了原德國在中國的“權益”。1931年1月23日，前日本滿鐵副總裁松岡洋右在議會公開宣稱，“滿蒙問題是關系到我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我國的生命線，無論是國防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如此。”3月，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一次演講中也指出，“滿蒙對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經濟生活有很深的特殊關系”，是日本“國防的第一線”。從中國的態度來看，“單純使用外交和平手段，終究是不能解決滿蒙問題的”。于是在緊鑼密鼓的戰爭叫囂聲中，關東軍在軍部的縱容和支持下，密謀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襲擊沈陽北大營，東北軍奉命不抵抗，日本占領沈陽。1932年初，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三省，3月建立了偽“滿洲國”。與此同時，日軍10萬余人在1932年1月28日，從上海租界向閘北進攻，中國第19路軍頑強抵抗了一個多月，最后由于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路軍被迫撤出上海，中日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日本取得了在上海、蘇州、昆山一帶的駐兵權，這就是“一·二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后，日本在國內加緊進行戰爭準備，同時以中國東北為基地，迫不及待地向華北地區進行擴張。1933年3月至5月，日本關東軍首先在熱河發動戰爭，并迅速占領熱河全境，繼而攻陷河北灤東地區，逼近平津。5月31日，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同意將熱河省并入偽“滿洲國”，將灤東地區劃為非武裝地帶。日本帝國主義就這樣打開了向華北擴張的大門。接著又策劃將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妄圖不戰而奪取華北。日本向華北擴張的第一步，是恣意制造事端，脅迫中國軍事力量進一步退出華北，將華北變成日本可以恣意橫行的非武裝地帶。1936年12月，中國發生了“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及國民黨內抗戰派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國共兩黨開始合作，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建立。中國局勢的這一重大轉變，給日本侵華政策以重大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再也不可能像“九一八事變”那樣，不戰而能奪取中國的領土了。從1937年起，日本軍內軍外、上上下下，對華開戰論甚囂塵上。“七七事變”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爆發的。1937年6月，華北的形勢已發展到極為嚴重的地步，日軍經過長期戰爭準備，隨時可能發動進攻。而此時，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初步建立，全國軍民同仇敵愾，也具備了一定的抗戰條件。在這種形勢下，日軍的任何挑釁，都會遭到中國軍隊的堅決反擊，一點小小的火星也會點燃成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人們都在注視著華北，注視著宛平城，更注視著盧溝橋。“七七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蓄意制造并擴大事態的，中國當局一再退讓，但仍不能阻止日軍侵犯，而演變成一場對中國的全面戰爭。“七七事變”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開始，也是東方第一個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開始。中國人民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最后打敗了日本侵略者。8、百團大戰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在華北地區使用105個團的兵力，向日軍占領的交通線和據點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戰役。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乘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西歐和北歐迅猛推進、美國的戰備尚未完成、英國又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進"政策,攫取英、美、法、荷等國在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因而，在中國戰場加緊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活動，同時以主要力量繼續進攻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在華北加緊推行1940年度"肅正建設計劃"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企圖摧毀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鞏固其占領區,使中國成為其"南進"的后方基地。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囚籠政策"，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并影響全國的抗戰局勢，克服國民黨妥協投降的危險，八路軍總部決心向華北日軍占領的交通線和據點，發動大規模進攻戰役。7月22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等下達《戰役預備命令》,規定以不少于22個團的兵力,大舉破擊正太鐵路(今石家莊-太原)。同時要求對同蒲(大同-風陵渡)、平漢(今北京-漢口)、津浦(天津-浦口)、北寧(今北京-沈陽)、德石(德州-石家莊)等鐵路以及華北一些主要公路線，也部署適當兵力展開廣泛的破擊，以配合正太鐵路的破擊戰。8月8日，朱德、彭德懷等下達《戰役行動命令》,規定:晉察冀軍區破擊正太鐵路石家莊(含)至陽泉(不含)段；第129師破擊正太鐵路陽泉(含)至榆次(含)段；第120師破擊忻縣以北的同蒲鐵路和汾(陽)離(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陽曲南北地區,阻擊日軍向正太鐵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擊交通線的同時，相機收復日軍占領的一些據點。歷時3個半月的百團大戰，八路軍在地方武裝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緊密配合下，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萬余人、偽軍5000余人,俘日軍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