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符號互動理論第一節(jié)：符號互動論第二節(jié)：擬劇論第三節(jié)：常人方法論第一節(jié)：符號互動論一：喬治.米德的理論二：赫伯特.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一、喬治.米德的理論（1）以實用主義為基礎的理論綜合（2）心靈、自我與社會米德及其著作：喬治.赫伯特.米德：美國社會學家、哲學家，畢業(yè)于哈佛大學，與約翰.杜威一起被視為實用主義“芝加哥學派”創(chuàng)始人，是符號互動理論的奠基者。在其去世后，由他學生整理出其講稿和文稿，先后出版了《當代哲學》（1932），《心靈、自我與社會》（1934），《19世紀的思想運動》（1936）和《行動哲學》（1938）理論背景：米德的社會理論深受當時美國各種理論思潮，特別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行為主義觀點的影響。他們分別的代表人物是杜威和約翰.華生。米德與“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可以說是美國社會和文化的產(chǎn)物，具有鮮明的本土色彩。他們所倡導的實用主義觀點非常重視對行動的研究，關注行動的實際效果，即側(cè)重強調(diào)的是行動的直接效用、利益，而不管實現(xiàn)的手段如何。其主要觀念就是：有用即為真理。米德的研究跟杜威有很大的關聯(lián)性，特別是其關于意識和思維方式的研究。正是在此基礎上，米德后來提出了自己的心智（mind，又譯心靈）概念。米德與“行為主義”

約翰.華生:米德密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華生把根據(jù)動物行為實驗所獲得的結論運用于解釋人的行為，強調(diào)行為中的刺激反應。他把人類行為看做是環(huán)境刺激的結果，而人格是一切行為動作的總和，是各種行為習慣系統(tǒng)的產(chǎn)物。因此，華生主張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個體行為，而不是意識。

米德與“行為主義”

米德并不完全贊同華生的觀點，特別是反對其極端行為主義。他認為華生對個體經(jīng)驗的說明過于相信感官的作用，對人們行為舉止的觀察沒有關注到內(nèi)在經(jīng)驗和意識本身。米德認為，社會心理學雖然研究個體行為，但是個體經(jīng)驗與社會結構密切相關，屬于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因此，米德所倡導的理論是一種“社會行為主義”米德的“社會行為主義”不同于社會心理學家主張“個體自我的發(fā)展，以及他的自我意識在他的經(jīng)驗范圍內(nèi)部的發(fā)展”，米德認為心靈和自我從本質(zhì)上說都是社會的產(chǎn)物，是人類經(jīng)驗的社會方面的產(chǎn)物或者現(xiàn)象。當然，他也承認，構成經(jīng)驗之基礎的生理機制也很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個體的經(jīng)驗和行為構成了社會經(jīng)驗和社會行為的基礎。米德的“社會行為主義”米德的“社會行為主義”特別關注語言在群體溝通中的作用。他提出，人的行動是有目的的和富有意義的，而語言或符號為人們之間的互動和理解提供了重要基礎，故他把語言看做是“社會行為的一個組成部分”。他說：“我們必須從關于行為舉止的姿態(tài)類型的觀點出發(fā)來研究語言——語言存在于這種行為舉止之中，但是它本身并不是這樣一種明確的語言。而且，我們還必須理解語言的溝通功能怎樣才能從這種先出現(xiàn)的行為舉止中產(chǎn)生出來。”米德的“社會行為主義”米德的這一理論主張，實際上是在綜合功利主義、達爾文主義、行為主義、實用主義以及其他社會心理學觀點基礎上提出的。正如喬納森·特納等所評價的“以上每一個基本思想都成了米德理論體系的一個部分，但是當他將這些思想進行綜合之后，它們表現(xiàn)出了新的含義”。原因：語言的普遍性，人們總是處在與別人的互動或反應之中，以言語交流為基礎的社會互動作為最基本的社會行動，構成了社會理論與社會活動的基礎。因此，基于這一點，米德提出：“社會心理學研究處于社會過程內(nèi)部的個體的活動或者行為；只有根據(jù)個體作為其成員的整個社會群體的行為，一個個體的行為才能得到理解，因為他的個體性活動都包含在更大的、超出他自己的范圍之外的社會活動之中，而且后者還涉及這個群體的其他成員。”研究視角：米德強調(diào)社會心理學要有一種整體分析的視角，認為整體（社會）先于部分（個體）而存在，而不是部分先于整體而存在；同時，部分要通過整體來說明，而不是相反。正是在這一點上，米德的理論已超越了極端的行為主義觀點，并體現(xiàn)出綜合性的特征。心靈、自我與社會米德強調(diào)人類心智和自我的重要性，認為自我跟社會結構的產(chǎn)生與包含符號意義的社會互動密切相關，米德關于心智、自我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論述為后來的符號互動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因此被看做是這一理論的創(chuàng)始者。心智的形成過程：例如嬰兒是無意識的，后來逐漸可以運用姿態(tài)與符號來表達思想意愿，在這個過程中，“角色扮演”起到重要作用角色扮演：即在行動過程中，把自己放置到對方的地位上來扮演他人的角色人們在交往過程中，運用各種有意義的符號及語言進行溝通，使思維和心智得到發(fā)展。他說：“我們所謂的‘意義’具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參與，另一個是可溝通性。他認為這是人類行動區(qū)別于其他動物行為的一個重要特征。象征符號和意義：米德分析，自我概念的形成，強調(diào)了社會化過程的作用。他指出：“自我具有一種與生理有機體本身的特征不同的特征。自我是某種不斷發(fā)展的東西；它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在社會經(jīng)驗過程和社會活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也就是說，它在既定的個體那里是作為他與這種作為整體的過程，以及與這種過程所包含的其他個體的關系的結果而發(fā)展的。”在庫利“鏡中我”的基礎上，米德對“自我”進行了進一步論述，他指出，通過互動，特別是角色扮演，人們具有自我形象，在互動中，成熟的個體具有了暫時的自我形象，后來這種自我形象逐步定型，進入到一個或多或少穩(wěn)定地將自己確定為某一類客體的“自我觀念”階段。米德認為，健全的自我是一個完整的統(tǒng)一體，并與社會過程密切相關，“這個完整的自我的結構，是對這個完整的社會過程的某種反映”。自我發(fā)展與定型的階段：“玩耍階段”：自我形象的最初形成階段“游戲階段”：獲得多重的自我形象，并且具有相協(xié)調(diào)的能力“一般化他人”：個體有能力推斷社會中一般性的觀念、價值、信仰與規(guī)范等米德的“主我”（I）與“客我”（me）主我:“從實質(zhì)上說，一個人的具有自我意識，也就是他借助他與其他個體的社會關系而變成他的自我的一個對象。”他認為，為自我提供核心和最主要的結構的是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從實質(zhì)上說是一種認知現(xiàn)象，而不是一種情緒現(xiàn)象。而且，自我的起源與發(fā)展是一個社會過程，與社會環(huán)境密切相關。客我：指的是個體因他人的態(tài)度而做出的反應，“是一個人自己采取的一組有組織的其他人的態(tài)度”二者是相互聯(lián)系的：“主我”對通過采取其他人的態(tài)度的過程產(chǎn)生的自我做出反應。我們通過采取這些態(tài)度而引進了‘客我’，并且作為一個“主我”而對它做出反應”米德的社會觀米德通過對個體有機體的分析而擴展到了社會有機體，但他的社會觀不同于實在論的社會有機體觀，米德把社會看成是由個體互動而不斷構建的現(xiàn)象，它是在個體之間互動過程中產(chǎn)生的，既看到了人主動創(chuàng)造社會環(huán)境的一面，也看到了人受社會環(huán)境制約的一面。綜述：米德以心智和自我概念為理論基礎，闡述了其社會心理學觀點。其理論區(qū)別于行為主義或個體主義心理學的重要一點，就是強調(diào)個體的行為過程與社會環(huán)境因素密切相關，相互作用。他對心智和符號的關注實際上也確立了符號互動論的基礎。二：赫伯特.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赫伯特.布魯默：為米德的嫡傳弟子，對米德的社會互動理論做了系統(tǒng)闡述和發(fā)展，并于1937年首次提出了“符號互動”這個術語他正是在全面接受和理解了米德學說的基礎上，成功地系統(tǒng)提出了符號互動理論。布魯默的最主要代表作是《符號互動論：觀點與方法》（1966）社會互動的意義：首先，互動構成了人類社會活動的主要部分，因而它是我們認識各種社會現(xiàn)象的基礎。其次，社會互動也是我們認識更大的社會系統(tǒng)和制度的基礎方法論：第一，人類針對某些事物所采取的行動以事物對他們所具有的意義為基礎；第二，這些事物的意義來自于或產(chǎn)生于人們之間的社會互動；第三，這些意義可以通過人們對所遇到的事物進行處理的解釋過程得到運用和改變。對“意義”的理解：符號互動論者更多的是從微觀行動和符號溝通的層面強調(diào)行動的意義，因而有別于其他學派。即“符號互動論把意義看做是社會產(chǎn)物，看做是人們在互動中通過對其活動的界定而形成的東西”符號性互動：布魯默認為，人類的行動充滿了解釋和意義。而這種意義產(chǎn)生的基礎是符號性互動，默在米德所區(qū)分的“姿態(tài)對話”和“有意義符號運用”的基礎上，把互動形式區(qū)分為“非符號互動”和“符號互動”情境：符號互動論者還非常重視情境的作用，他這個概念又被稱為“托馬斯定理”，即“如果人們把情境定義為真實的，那么其結果會成為真實的”，在符號互動論者看來，社會或相對穩(wěn)定的互動模式“只有通過人們定義情境的能力，而最為重要的是把自己看做情境中對象的能力，才成為可能。社會之所以能夠存在，就在于人類具有思維和定義的能力，同時也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評價的能力”布魯默由此提出四個方法論問題：（１）人們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都基于某些對象的意義而采取行動，這些對象構成了他們的世界。（２）人們之間的聯(lián)系一定是以一種過程的形式，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彼此做出指示并對相互的指示做出解釋。（３）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的社會行動，都是通過一個過程而建構的，在這一過程中行動者對他們所面對的情境做出觀察、解釋和評價。（４）各種行動之間具有復雜的關聯(lián)性，它們所構成的組織、機構、勞動分工及相互依賴網(wǎng)絡都是動態(tài)變化的。綜述：布魯默的社會結構觀不同于一些宏觀結構學派，他主張社會結構是社會互動的產(chǎn)物，是一種動態(tài)的過程。第二節(jié)歐文.戈夫曼：擬劇論

第二節(jié)：

（1）擬劇分析

（2）互動儀式歐文.戈夫曼：加拿大人，師從布魯默，其主要著作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xiàn)》（１９５６）、《隔離場所》（１９６１）、《污名》（１９６３）、《日常接觸》（１９６３）等。戈夫曼的擬劇論觀點主要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xiàn)》一書中，他把社會場景比做舞臺，把人們的互動看做是一種戲劇過程，系統(tǒng)分析了人們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如何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展現(xiàn)自我形象，已達到給別人制造某種印象從而控制后果的目的。戈夫曼借用了戲劇學的一套概念，包括舞臺、角色、觀眾、表演、前臺、后臺、道具等，來對互動過程加以分析。其“表演”指的是“個體持續(xù)面對一組特定觀察者時所表現(xiàn)的并對那些觀察者產(chǎn)生了某些影響的全部行為”。其中分“前臺”表演和“后臺”表演。前臺是指個體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規(guī)律地為觀察者定義情境的場合。而“后臺”則是表演者退場后做準備、休息、放松的場所。在這里有完全不同于前臺的情形，“演員”可以忘掉自己的角色，可從事“私下的”或“隱蔽的”活動。印象管理：即人們努力控制自己，以給他人制造某種印象的情形。戈夫曼認為，人與人交往時都是在試圖給對方制造一種印象。戈夫曼列出了三個方面的印象管理技巧或措施：表演者為補救其表演而運用的防衛(wèi)性措施；觀眾和局外人為協(xié)助表演者以補救其表演而采取的保護性措施；為使觀眾和局外人有可能出于表演者的利益考慮而運用保護性措施，表演者必須采取的措施。戈夫曼承認，即使采取了各種措施，但由于社會場景極其復雜，因此實際的社會表演豐富多樣，甚至存在著很大的社會文化的差異性。但戈夫曼并沒有從更大的社會層面展開討論，而只是強調(diào)他比喻“世界是一個大舞臺”，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角色。他說，正是人們共同的舞臺演出問題、對舉止呈現(xiàn)方式的關注、正當和不正當?shù)男呃⒏小ψ约汉陀^眾的矛盾心理，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人類情境中的戲劇性要素。互動儀式歐文·戈夫曼主要從微觀互動的角度研究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儀式問題。“互動儀式”(interactionritual）這一術語是由戈夫曼所提出的，用以指一種表達意義性的程序化活動。柯林斯把戈夫曼的互動儀式模型的內(nèi)容概括為如下五個方面：（１）儀式發(fā)生在情境上共同在場的條件下。（２）身體的共同在場通過變?yōu)閷Ｗ⑿曰樱娃D(zhuǎn)變成了全方位的際遇(encounter)。（３）保持社會團結有壓力。（４）儀式尊重那些具有社會價值的東西，即涂爾干所稱的神圣物。（５）當儀式禮節(jié)被打破時，在場的人會感到道德上不安。在戈夫曼的互動儀式理論中，他還非常強調(diào)“互動秩序”問題。他一方面說明了互動自身有其內(nèi)在動力和規(guī)則，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互動與宏觀結構的某種關聯(lián)性。他認為在“互動實踐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松散的耦合”綜述：戈夫曼的理論更多的是關注微觀的面對面互動的形式和機制等基本問題。其理論貢獻也主要是在微觀社會理論方面。正如喬納森·特納所評價的：“戈夫曼的著作在社會互動分析方面體現(xiàn)了真正開拓性的突破。”第三節(jié)常人方法論（1）理論基礎（2）常人方法論的理論意涵（3）常人方法論的應用于發(fā)展“常人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又譯“常人方法學”、“本土方法論”等）這一術語是由美國社會學家哈羅德·加芬克爾在對法庭評審團調(diào)研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因此被看做是這個理論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加芬克爾曾跟隨阿爾弗雷德·舒茨學習，深受其現(xiàn)象社會學觀點的影響。他1946年進入哈佛大學，師從帕森斯理論基礎：加芬克爾的觀點主要來自舒茨的現(xiàn)象社會學，而不是帕森斯的功能主義。加芬克爾提出，社會學家應通過“范式革命”拋棄傳統(tǒng)的實證主義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去關注對日常生活世界本身的研究。舒茨的現(xiàn)象社會學強調(diào)了日常社會世界的意義構成性。他提出用經(jīng)驗方法去考察“自然態(tài)度”和“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這類重要的社會實在的觀點社會科學家不能停留在初級建構上從旁觀者角度做研究，而應在行動者關于社會因果的建構基礎上來建構，這就是所謂的次級建構或二度建構（secondorderconstruct）。具體來說，舒茨的觀點在兩個方面對常人方法論的影響最大:第一，舒茨提出，熟視無睹的生活世界曾很少引起人們的關注，但是它卻構成了人們的行動方式和思維方式，因此應關注日常生活世界，研究社會世界的意義結構。第二，人們總是在假設他們體驗到同一世界的前提下行動的，行動與意義密切相關。常人方法論：加芬克爾指出：對作為日常生活之各種有組織的人為的、實踐的、權宜的和不斷發(fā)展的完成索引性表達和其他實踐行動所具有的理性屬性的研究。加芬克爾首先說明了人們?nèi)粘嵺`活動的三個屬性：可說明性（accountability）索引性和索引性表達（indexicalexpresions)。反思性(reflexivity）可說明性（accountability）：加芬克爾指出，日常生活實踐是一種可說明的實踐行動，即“社會成員用于產(chǎn)生和管理有組織的日常生活事務各種情形的活動，跟成員使這些情形成為‘可說明的’程序相一致”。因此，可說明的實踐和解釋的“反思性”或“化身性”特征，構成了其理論關注的關鍵問題。索引性和索引性表達（

indexicalexpresions）：與實踐活動的可說明性密切相關的是行動的索引性，因此加芬克爾非常關注索引性表達的運用，并將其當做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他指出：“索引性表達和索引性行動顯著的理性特征，是有組織的日常生活活動持續(xù)性的體現(xiàn)。”所謂索引性表達，是指用特殊和具體表現(xiàn)形式來指稱特定的人、地點、實體、事件等對象。這種表達主要依賴于其情境，可看做是由語境限定的（contextbound）活動。反思性（refexivity）:加芬克爾提出，社會成員的大部分互動都起著維持某種特定現(xiàn)實感的作用。在這種互動過程中，人們的行動具有反思性特,“（社會）成員知道、需要、依賴和利用這種反思性，旨在產(chǎn)生、實現(xiàn)、認可或證明其程序和發(fā)現(xiàn)的一切實踐目的的合理正當性”。日常實踐活動的規(guī)則：加芬克爾發(fā)現(xiàn)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受到某些“民間”規(guī)則或方法的支配，成員之間都具有某些共同的關于外部世界或事物的常識性認知和背景假設，以此來指導他們的行動。加芬克爾特別強調(diào)了人們運用符號和語言的能力，認為互動中的個體所運用的解釋自己行動的口頭語言是現(xiàn)實感得以建立的最基本方法。“破壞性試驗”（麻煩制造試驗）試驗1（女）我的車胎癟了。（男）你車胎癟了，什么意思？她聽后顯得非常驚訝，立即以敵視的方式說：“‘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胎癟了就是胎癟了，這就是我說的意思，沒有什么別的。多么傻的一個問題！”加芬克爾認為：日常的互動需要有共同的背景假設和對相關事物的共同理解，若對某些話題沒有共同的理解，那么互動將難以持續(xù)。試驗2：丈夫：“今天，達納不用我把他抱起來就成功地把一枚硬幣放到停車計時器中”。（丈夫的實際意涵：今天下午，當我接我們４歲的兒子達納從幼兒園回家，在一個停車場里停車的時候，他終于能夠得著那么高的地方，成功地把一枚硬幣放進了計時器，而他以前總是必須被人抱起來才夠得著。）妻子：“你帶他去唱片店了？”（妻子的實際意涵既然他把一枚硬幣放進了停車計時器，這就是說，他在你停車的時候和你在一起，我知道，你或者在去接他的路上，或者在回來時會在唱片店門口停一下。你是在回來的路上停車，所以他和你在一起，還是你在去接他的路上在唱片店門口停了一下，而回來帶著達納又在別的地方停車了？）丈夫：不，我?guī)バ扌炅恕＃ㄕ煞驅(qū)嶋H意涵：不，我在去接他的路上在唱片店門口停車，而在帶達納回來的路上在修鞋店停了一下車。）妻子：為什么去那里？（妻子實際意涵：我知道你為什么可能在修鞋店停車的一個理由。實際上為什么這樣做呢？）丈夫：我去買新鞋帶了。（丈夫?qū)嶋H意涵：你可能記得，我前幾天把我的一只棕色牛津式便鞋的鞋帶弄斷了，所以我停車去買了新鞋帶。）妻子：你的平底鞋很需要釘上新的鞋后跟。（妻子實際意涵：我剛才以為你買的可能是別的東西，你本來可以把你那雙需要釘后跟的黑平底鞋帶去，你最好盡快請人修一下。）所以，加芬克爾非常重視對日常活動中口頭語言表達的分析，他把互動過程看做是解釋互動的過程，也就是彼此構建現(xiàn)實感的過程。其中，對背景假設的共同理解是日常實踐活動有序進行的重要基礎。“實際上，在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過程中，社會中的成員必須擁有一些共同的方法，靠這些方法人們才能在互動中構建出充滿意義的社會情境秩序。”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揭示日常生活實踐的“秘密”，對日常社會秩序做出解釋。“我始終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成員在實際參與、隨時間變化的實踐過程中，以及他們只有從內(nèi)部才‘知曉’的社會中，如何形成穩(wěn)定的、可說明的實踐活動，即日常活動的社會結構。工作的常人方法論研究加芬克爾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早期開始將研究的重心轉(zhuǎn)向了“工作研究”并以此作為其學派重要的研究綱領。他們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是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工作的俗民方法論研究》和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常人方法論綱領》等加芬克爾發(fā)現(xiàn)：一些專門的職業(yè)工作存在著值得研究的實踐秩序和特征，或者說他試圖研究職業(yè)和專業(yè)工作中一些被忽視或“丟失了的東西”。所謂“丟失了的東西”指的是一般的“工作社會學”所忽視的對工作內(nèi)容的研究。他提出，那些研究各種實踐活動的藝術和科學的社會學家們，通常只是分析比如音樂的‘社會性’方面，而沒有討論音樂家們?nèi)绾闻υ谝黄鹜瓿裳葑喑Ｈ朔椒ㄕ撌峭ㄟ^考察音樂家如何在一起演奏音樂，或者律師如何進行司法辯論，以分析他們在合作性的生產(chǎn)和協(xié)作行動中的特定工作的勝任能力。林奇指出，加芬克爾他們從常人方法論角度對自然科學和數(shù)學“內(nèi)容”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跟一些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的研究有不謀而合之處。那些從事“實驗室研究”的建構主義學者，把實驗室看做科學家“建構”或“制造”科學知識或科學事實的主要場所。他們通過對科學家實驗室活動的觀察及其獲得的錄音、錄像、文本資料的分析，試圖說明科學事實生產(chǎn)與科學事實的建構機制側(cè)重考察知識生產(chǎn)活動本身，強調(diào)所研究的科學是“制造中的科學”或“行動中的科學”，因此，他們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對科學研究工作做出更好的理解。會話分析會話分析是常人方法論發(fā)展出的第二個研究綱領，目前已經(jīng)演變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綱領。在加芬克爾常人方法論的基礎上，哈維·薩克斯和伊曼紐爾·謝格羅夫等發(fā)展出了會話分析（conversationanalysis）方法。雖然語言學家也關注到了對談話的分析，但正是這些社會學家明確提出，會話是一種重要社會互動現(xiàn)象，因此把會話分析作為研究微觀互動秩序與結構的一種獨特方法會話分析，簡單地說，是對作為互動形式的談話做分析。或者說“會話分析是對被記錄下的、自然發(fā)生的互動中談話的研究”。會話分析的基本假定是談話互動具有一定的秩序性或組織性，通過這種分析可以說明不同語境下社會互動的特征及意義。后來的會話分析主要是沿兩個維度展開的：一是源于加芬克爾和薩克斯的描述性說明，這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主要關注特定語詞的表述（formulation）方式和索引性或指代性表達（referringepressions）;二是關注于互動的序列組織化，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是對話輪轉(zhuǎn)換（turntaking）程序的分析。會話分析在分析“自然發(fā)生”的對話中的序列結構時，通過把明顯含糊的引導性術語置于具體互動過程，置于實際活動的語境性坐標序列的方式來尋找闡明“索引性表達的理性性質(zhì)”。加芬克爾把這一綱領稱之為社會秩序產(chǎn)生的研究，以此可揭示人們互動過程中的意義、共識、一致性和秩序的獲得。綜述：由加芬克爾所開創(chuàng)的常人方法論研究關注對那些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實踐的分析，強調(diào)日常互動中常識性知識和常識性推理的作用，認為正是這些基本生活規(guī)則維持和再生產(chǎn)了社會秩序。常人方法論是西方社會理論發(fā)展的一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