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私營資本的產權制度特征可以說，中國目前的私營資本，具備了私有的基本性質，但還不是純粹的私有；具備了資本的基本屬性，但還不是完全的資本。中國私營資本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其他許多問題，在管理上和成長中遇到的許多局限，大都直接或間接地與這種產權制度特征相聯系。一、私營資本的產權主體具有超經濟性質如果說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私有產權的超經濟性質主要表現為私人產權對封建官僚權責和洋人買辦勢力的依附，并受其奴役；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的新中國，企業產權、包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產權的超經濟性質集中表現為對國家政治及行政權力的依附，并被程度不同地納入行政管理網絡。那么，當代中國私營資本企業產權的超經濟性質則表現為另外的形式，即人們通常所說的“三緣”性，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中國私營資本在產權主體上帶有強烈的血緣、親緣、地線性，而這種血緣、親緣、地線性歸結到一點，又使私營資本在產權主體上不能不具有濃厚的宗法性。顯然，具有宗法性質的企業產權，在運動中不能不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宗法規則支配，而不是嚴格地受市場規則約束。這是當代中國私營資本中的相當部分之所以難以適應市場競爭的重要制度根源。所謂“血緣”是指相當一部分當代中國私營資本在創業和原始積累過程中，是以家庭血緣關系為基本紐帶聯結成為統一的創業積累主體，家庭成員共同成為企業資本的所有者，家庭成員在企業資本中的權利位置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服從家庭宗法、倫理關系的制約，因而，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家庭關系深深地籠罩著企業產權。如果說，國有企業存在著嚴重的政企不分，那么，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結成的私營資本則從一開始便是家企不分，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政企合一是以財產制度上的政資合一為基礎的，那么，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結成的私營資本則從一開始便以家資合一為基礎。這就使得企業的競爭活動和管理等不能不受“家長”意志的左右。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產權主體，在創業初期或企業發展的一定階段，可以更多地享受家庭成員之間相互“忠誠”所帶來的便利，享受家庭成員相互間的“信任”所帶來的低謙的監督成本，但當企業成長到一定程度，這種家企合一的產權，無論是從其產權的家庭血緣關系本身固有的對社會的封閉性上，還是從其產權運用中的家長制式的宗法性上，均可能與現代市場經濟競爭產生深刻的矛盾。所謂“親緣”，是指相當一部分私營資本的產權主體是以家庭親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也就是說是以若干個具有親屬關系的家庭，或具有親屬關系的個人聯合為一體，共同成為企業的所有者，但各自在企業權利網絡中的位置，除取決于各自對企業的作用、貢獻外，往往同時還受其在家族中的地位的影響，受其與企業核心人物的血緣、親緣關系的遠近的影響。這種以親屬家族關系為背景形成的產權主體，不能不具有族企不分的特征，這種族企不分的制度同樣具有宗法性，而且家族親緣關系同樣會深刻地影響企業產權的運用。在企業創業發展初期，這種族企可能會為企業發展提供有利的支持，因為家族的力量畢竟大于單個家庭的能力；在企業發展的初期階段，借助于家族關系，相互間的了解和監督成本也可能較低，至少可以借助親緣網絡對企業進行更嚴密的控制和更可靠的監督，雖然家族成員之間不必忠誠。但當企業成長到一定程度，家庭親緣的封閉性、有限性同樣成為企業制度現代化的障礙，家族親緣關系天然具有的宗法性、依賴性同樣成為企業管理權威性的威脅。所謂“地緣”，是指相當一部分私營資本的創業， 是在所謂“離土不離鄉”，或“離鄉不離地”的條件下進行的，也就是說，或者是由原來的農業中游離出來的資本，雖然轉入非農產業，但仍未離開自然村落，仍未脫離本鄉本鎮；或者雖然是在城市發展起來的私人資本，但并未脫離諸如街道、本市縣等地方性的社會網絡。甚至正是借助于本鄉本上本地的種種社會關系，尋找到了特別的發展機會。而地方性的復雜的社會關系之所以為其提供便利，除多年形成的朋友親情關系的呵護外，重要的是就地緣關系而言，相互間也比較了解，信息較為充分也容易相互滲透。然而，朋友間的社會關系的支持，也是要索取回報的，任何一種支出都是一定的“投資”，當企業成長到一定程度，這種社會關系對企業的索取壓力便會日益增大，甚至要求直接占有或分割企業的產權，或者會越來越多地直接干預企業的管理，包括企業的投資行為。分配行為，尤其是干預企業的用人行為。企業產權的運用和經營不能不受到曾經給企業以支持、呵護的地緣人際關系的多方面的影響，這種影響與現代企業制度，與現代市場制度的要求往往是矛盾的。當代中國私營資本產權主體上的這種超經濟性，這種以“三線”關系為特征的宗法性、封閉性，對于許多私營資本企業發展的不適應性越來越明顯，因而面臨企業產權主體制度改造的問題。許多發展較快的私營資本企業前一時期紛紛展開所謂“第二次創業”的探討，并且這種探討大都集中在如何選擇新的投資領域，如何選擇新的企業管理方式，如何建立新的企業監督控制機制，如何重新確定利益分配機制以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等方面，但之所以大多私營資本的“第二次創業”并不成功，關于“第二次創業”的討論并未取得實質性的成果，在筆者看來，重要的原因在于，“第二次創業”的根本應當首先是“第二次改制”，是應當首先以現代企業產權主體制度逐步替代以往的血緣、親緣、地緣關系下的具有宗法性的產權制度。而實現這一點又是極艱苦的，甚至是要付出極高昂的代價的。并不是說，一切私營資本在產權主體制度上都要擺脫“三線”關系的背景。在中國當代私營資本發展初期，在產權上具有這種“三線”性是客觀的，或許這也正是中國特色的私營資本原始積累的特點所在。這種具有宗法性的產權制度在一定時期里更有利于私營資本的成長；更有利于確定私營資本的產權的排他性；更有利于提高企業的效率。但這種“三線”產權畢竟有其局限性，這種局限性的根本在于，產權本身的宗法性與市場經濟的法權性之間的矛盾沖突。這種沖突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首先，“三緣”產權的界區排他性的明確，是以犧牲其產權的社會性為代價的，或者說，緣”的產權界定性，本身就具有天然封閉性， 從而極大地降低了私營資本產權市場交易的社會廣泛性，而市場經濟恰恰又是要求在界定產權界區的基礎上不斷提高產權市場可交易的社會性，界定產權的重要目的也在于降低這種市場交易的成本。

“三其次，“三線”產權的宗法性，也成為阻礙企業融資信譽和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這種阻礙不僅表現在私營資本以股票等有價證券為方式進行直接融資較為困難， 而且還在于其間接融資中的借貸信譽以及相應的擔保能力容易受到懷疑，盡管私營資本的融資困難更重要的在于外部體制性的歧視，但其產權本身的局限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其三，“三線”產權是阻礙中國當代私營資本建立現代化的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確立科學、程序、有效的決策和管理機制的重要因素?！叭墶碑a權主體不變的情況下，很難真正形成現代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很難形成有效的委托——代理機制。當代中國私營資本產權主體的超經濟性質，除集中表現為宗法性的 “三緣”關系特色外，還有另外兩方面的表現形式。 ～方面是，部分私營資本，對特權尤其是對政府行政權力有特別的依賴，有些私人資本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就是依靠政府權力部門或官員的特別恩惠，而不是通過平等的市場競爭。另一方面是，部分當代中國私營資本，雖然事實上是私人的資本，但也有“政企合一”的傾向。如某些鄉鎮企業。不論以哪種形式，只要企業產權具有超經濟性質，在本質上就都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沖突，就都使企業在面對市場競爭規則的同時不能不面對非經濟的干擾和制約。這是中國當代私營資本不夠純粹的重要體現。二、 中國私營資本的產權界區不清晰通常來說，既然是私人資本，其界區以及相應的排他性應當是清楚的。但中國當代私營資本的確存在許多方面的界區含混問題。正是這種界區含混，嚴重妨礙了企業進入市場、運用市場的有效性，也嚴重阻礙了中國私營資本的發展。中國私營資本的產權界區不清晰，主要表現在以下五方面。首先，部分以家庭或家族為單位建立起來的私營企業，產權界區在家庭之間或家族之間界定，但在家庭成員或家族成員內部自然人之間并無嚴格界定。家庭成員或家族親緣關系是可以被經濟利益關系沖擊而松動的，家庭或家族成員間的忠誠是可以被資產權利所侵蝕而出現叛逆的。只要企業資產不在自然人之間界定清晰，其產權的排他性總是不嚴格的。而且伴隨企業的發展，遲早會提出在單個成員之間重新界定產權的要求，這是“經濟人”的本能，即使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兄弟姐妹之間也難以逾越這種本能。中國當代許多家庭企業及家族企業，當發展到～定程度之后，都不能不面對重新界定產權的難題。對于這個難題，有的企業較成功地跨越了，而更多的企業則難以跨越，結果，重新界定企業產權的代價，是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交惡，是毀掉創立起來的企業，重新分割企業，肢解企業，這個代價不能不說是極為巨大的。其次，相當部分中國私營企業，就資本的所有制和出資的經濟事實而言，的確是私人資本，但卻在法律形式上戴了頂“紅帽子”，注冊為集體公有制企業。這是法律形式上認定的產權與經濟事實上發生的產權之間的不～致，為克服這種不一致，社會要付出，企業也要付出相當大的成本。如某些私人投資興辦的企業，但由于法律形式上注冊為鄉鎮集體企業，因而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但最根本的還在于利益上的原因，鄉鎮政府便依法予以收回，使之真的成為集體公有財產；企業主往往由于缺少事先的法律認定。產權很難得到有效的保護，而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再比如由于企業注冊為集體公有，鄉鎮政府要收回資產而產生沖突時，鄉鎮政府可以號召或者慫恿鄉民去搶，其理由就在于這是“集體的”，所以人人有份，等等。近年來，各地普遍開始重新界定產權，摘掉“紅帽子”，進行產權制度改造。一方面，這是這類私人資本發展必須經過的程序，但另一方面，履行這一程序又要付出大量的費用，這是產生于中國私營資本產權不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交易成本。其三，當代中國部分私營資本的產權從開始就天然不清，實際上是在沒有真正嚴格的出資人的混飩狀態下生成的企業。企業創辦初期是以負債借錢的方式籌集到初始資本，再加上創業者的勤奮和特有的機遇，使企業日益成長起來。但認真審視企業的產權，卻發現企業究竟歸誰所有仍是個有待解釋的謎。對于這些天然沒有出資人，產權天然不清的企業，清楚的是這些企業就投資主體而言，首先肯定不是國有企業，也不是政府財政，因此是非國有的資本；同時必須承認，這些企業的出資者也不是哪一集體性質的公有單位，因此是非公有的資本。不清楚的是，這些企業的產權究竟歸誰？特別是能否劃到自然人名下？即使承認是，或主要是有關創業者的產權，但每一創業者各應占多少？根據什么占有一定比例的產權？等等。其四，部分資本無論就其支配權，還是就其剩余分配的實際控制權，甚至最初的出資權，都是由個人直接掌握的，嚴格地講，應當屬于私人資本的范疇，但不知是出于“高尚”，亦或出于其他什么非經濟的和經濟的動機，私人資本家將其資本稱為“團體”的，或稱為“社區”的。這類企業往往以私人控制絕大股權的合作或股份制形式存在，實際上就是一種現代的或近現代的私營資本制度，但控制絕大股權的私人卻不承認其私有性質，而將其稱為“共同所有”或稱為“社會所有”。這種否認其資本的私人性質的態度，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且有實際的利益體現，社區或村落成員確實能夠程度不同的“共同”享受到這種事實上的私人資本所帶來的利益。因而，這類企業得到人們的擁戴和支持，人們希望淡化或含混企業資本的私人排他性，渴望享受這些資本的社會共同福利性。這正是當代中國私營資本的又一重要的中國特色，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私有的不完全純粹反而更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其五，本來應當私有的部分人力資本的產權不清晰，甚至就根本未被制度性承認。這種情況在當代中國許多高科技企業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在高科技企業，人力資本對企業的作用遠大于物質資本的作用，人力資本持有者對企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人力資本往往又難以直接衡量其具體的價值大小，在缺乏完備的人才市場競爭機制的條件下，“人才”就更難定價。但困難的存在，不等于應當否認人力資本的產權，人力資本作為一種財產，也是人們投資、接受教育、學習探索的結果，對于這種投資也必須在產權上予以承認。盡管承認人力資本產權的方式在不同社會都在進行著不同的實踐探索，但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重視這部分產權的界定，否則，企業中最重要的力量得不到產權上的認可，必然降低企業的效率。三、當代中國私營資本產權缺陷帶來的主要危害這里需要著重探討的是由于私營資本的產權界區不清晰，對企業，對市場將產生怎樣的不利影響。這種不利影響在中國現階段主要表現以下四方面。首先，私人資本的產權主體界區不清楚，不利于企業的資本積累，因而從根本上動搖企業的競爭力。企業的產權主體不明，界區不清，那么，就意味著不明確誰應當承擔企業的資產風險，不明確誰最可能從企業的贏利及資產增值和積累中獲得好處，因而也就沒有人關心企業的利潤目標及相應的資產增值目標，而更多的人則只關注如何把企業的資產瓜分完畢，至少更快更多地獲得個人收入。在我國現實中，盡管是私人資本，如果在家族成員或家庭成員內部沒有界定清晰產權主體，那么，關心如何瓜分企業資產，會更勝過關心企業的積累，因為積累的受益者是不十分明確的，而瓜分之后的歸宿是清楚的。如果在企業內部或外部天然就不清楚誰是所有者，那么，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強調利潤的分配必然強于主張利潤的積累，因為個人收入的實現界區是明確的，而企業擴張的利益則是含混的。如果企業的產權在經濟上的界區清晰，但并未獲得法律制度上的明確認可，甚至法律形式否定資本的私人排他性，那么，企業積累所產生的利益的歸宿也就具有不確定性，從而動搖所有者的積累沖動。總之，只要產權界區不清，首先受到傷害的是企業法人資產的積累，首先破壞的是企業贏利極大化目標。其次，企業產權界區不清，包括私人資本的產權主體不明，必然導致企業易被侵權，企業法人資產的獨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傷害，而企業本身對這種傷害的免疫力天然低下。私人資本產權界區不清，主體不明，極易誘發人們對企業產權的垂涎，因為無“主”的資本是最容易引起人們的貪欲的。同時，產權主體不明的資本，本身捍衛自身利益的能力也最低，因為所有者不明也就意味著產權損失不會給哪一明確的主體帶來損失，所以也就缺少對企業產權的最有力的捍衛者。另外，產權界區不清，企業法人資產的完整性難以保證，從企業內部容易產生分家的傾向，人們明確產權的代價，往往是分解原有企業法人資產。我國私營資本目前出現的分家浪潮便是這種產權不清的必然結果。其三，私營資本企業產權界區不清，從根本上影響企業的治理結構，進而影響企業的管理權威。所謂公司的治理結構，說到底就是指公司各方面權利、責任、利益之間相互制約的機制，本質上是權利與責任的對稱性，責任與利益的協調性，風險與收益的對等性；目的是要提高企業相互權利間的監督，特別是提高所有者對代理者的有效監督的可能性，同時降低這種監督的費用，刺激各方面的積極性，在有序的前提下解決企業各方面的要素的效率問題。如果企業中的產權界區不明，企業產權主體具有宗法性，具有血緣、親緣、地緣性，那么，企業的治理結構上必然難以真正形成公司的治理結構，有效的監督根本不可能，因為究竟誰監督誰搞不清，誰應負什么責任也搞不清，進而降低了管理的效率，瓦解了管理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其四，即使在私人資本企業中，只要產權界區不清楚，由此界定的有關人員相互間的權。責、利不明確，也同樣會產生“無票乘車”的道德投機。所謂“無票乘車”的投機，是指當權利與責任失衡時，人們便可能產生不想付出而只想收獲的敗德沖動。企業作為一個團隊，是各種要素的集合，企業的效率源于有效地協調各種要素的集合，使各種要素在集合的過程中盡可能少偷懶，這就需要在產權制度以及相應的企業治理結構上，明確權、責、利。企業存在產權不清的現象，必然導致企業內部的相互磨擦增大，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