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論文題目

篇一：《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期末參考題目12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期末論文參考題目

1.近代中國從改革到革命的歷史發展邏輯

2.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推動了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發展

3.近代中國各種救國方案之間的比較

4.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的關系

5.評價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

6.“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形成過程綜述

7.試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原因

8.試論“長征精神”（或論“五四”精神、“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9.論社會主義是中國近現代史發展的必由之路

10.論在銘記歷史中堅持“三個選擇”

論文寫作要求

1．

2．

3．

4．

5．

6．在教師給的參考題目中任選一題。獨立完成論文寫作，禁止抄襲他人文章。論文應理論結合實際，解決實際問題，鼓勵創新。論文所引資料的出處必須一一注明，論文后應附參考文獻。論文正文要求在1000字左右，必須用鋼筆或簽字筆書寫。格式包括：標題、內容摘要（100字左右）、關鍵詞：3-5個，正文，參考文獻。

試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原因在勸說蔣介石聯共抗日遭拒絕的情況下(背景),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人物),于1936年12月12日(時間),發動"兵諫",在西安拘捕蔣介石,并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主張.中共中央以民族大義為重,派周恩來赴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迫使蔣介石接受聯共抗日條件,使事變得以和平解決(經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志著十年內戰的結束,對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意義).

和平解決原因：①日本不斷擴大侵略，特別是華北事變損害了英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的利益，蔣介石集團有轉向抗日的可能。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迫切任務。③張、楊發動西安事變也是為了逼蔣抗日。④事變發生后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力圖置蔣于死地，奪取政治權，擴大內戰，有利于日本侵略

主要有四種觀點

1.中共抗日主張作用說，持此說者主要有李新等

李新認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中共中央根據抗日斗爭的需要面作用的，對于西安事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認為，事變關系十分重大，必須根據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爭的需要，決定我黨的方針”，由于我黨當時“已經是一個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能夠從復雜的事變中看到無產階級長遠的利益所在，而不為一切晢時的因素所動撼”，黨首先肯定了事變的進步性質，認為，這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實力派之一部，

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中”，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張的結果”根據當時國內外的斗爭形勢，深刻指出事變可能有兩種前途：“一種前途是爆發大規模內戰，另一種前途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一前途是國際和平戰線，全國人民，全國一切愿意抗日的各黨派各界所竭誠擁護并為之實現的。”在當時中華民族面臨生死攸關的關頭，如果殺掉了蔣介石，那么，我就給南京政府的討伐派即有了口實，大規模的內戰就必然爆發，中國人民的民族革命事業必將蒙受極大的損失”。中共中央認為，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就應當“采取聯合各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親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內戰爆發，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間，在團結和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基于這樣的認識，為了保證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黨中央和毛主席及時地派出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西安處理事變。”經過中共多方面的努力,zhongyu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2.國民黨內部矛盾決定說。持此說者有姬天舒等。姬天舒認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國民黨內部矛盾和斗爭發展的必然趨勢。其主要依據是：”第一，從發動西安事變的當事人來說，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就是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因此，他們是堅決主張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的。第二，國民黨內部實力派，即以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為首的親英、美派是堅決主張和平解決的，第三，當時在南京的國民黨左派，如馮玉祥行等人，是能夠看到清大局的，也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避免內戰，共同抗日，第四，國民黨內部最有實力的地方實力派主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國民黨內部，盡管有何應欽等親日派和某些地方實力派，為了自己的利益，企圖利用西安事變來發動內戰，但他們只是主要矛盾中的將要方面，不占主導地位。“因此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國民黨內部

矛盾斗爭和發展的必然趨勢。

3.一果多因，合力作用說持此觀點的主要是候雄飛，楊拯民，李淑等

候雄飛認為，要科學地說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原因，必須按照事物運動的一般規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對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各種社會政力量，進行具體分析和探索。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當時各種社會政治力量之間“相互作用，交錯牽制，形成一種合力，作用的結果。其表現是：

一，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事變的主體作用，他們在事變和平解決的全過程中，始終處于主體地位，發揮著主體作用，從張楊二將軍發動事變的初衷看，他們：是從民族的利益出發，要求蔣介石結束內戰，領導全民抗日，他們實行兵諫，是在沒有更好辦法的情況下，逼使蔣介石接受建議的一種方式，在事變的部署中，張學良嚴令執行捉蔣任務的孫銘久，不準傷害，并絕對保障蔣的安全。在事變發生后，張楊還多次電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協商解決事變，與此同時，他們也先后致電各地方實力派......共同協商政治解決事變。盡管蔣介石已成為階下辦，但張學良還是以部下禮節，向蔣介石陳述自己的良苦用心，盼其納諫，蔣介石雖頑固不化，但張學良的至誠行為，對他還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張學良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只要蔣介石基本上答應了他們的主張，就盡早將其釋放，在事變十分嚴重的緊急關頭，張學良果斷決定立即放蔣，并說服了楊虎誠將軍。這就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跨出了決定性一步，張學良不僅決定立即放蔣，還親自送蔣回南京，這有利用最終實現量變的和平解決，當張學良在南京被扣時，西安事變的形勢驟然緊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學良不計較個人身處逆境，以民族利益為重，本著和平解決事變的初衷，對楊虎誠和東北軍將領進行勸解，使可能爆發的戰爭得以制止。

二，蔣介石被迫反省，客觀上配合了事變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

的蔣介石，雖然成為張，楊的階下囚，他他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并沒有損傷，因而他具有一般囚徒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他的行為對事變的結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事變之初，蔣介石不相信張，楊的真實用心，確實抱有一死之念，但經過端納，宋美齡等的戲說和蔣介石的實際觀察，終于改變了以死來對抗事變的態度，接受了張的要求，派蔣鼎文持手諭令南京停止轟炸，從而暫時制止了何應欽的軍事進攻，有利于事變的和平解決，在宋美齡到西安后，與張楊等就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項主張時行了談判，并達成了協議，蔣介石作了一定的反省，并對談判條件作了一定的保證和允諾，盡管蔣是為形勢所迫并為其切身利益著想，但所達到的客觀效果都是有利于和平解決的，后來蔣介石被釋放，這是實現和平解決的第一步，，但最后實現和平，還需要蔣介石本人言必行，行必果，不對西安進行報復性的軍事討伐。蔣介石雖然未放棄軍事手段，但并不是重新發動內戰，張學良被扣留南京后，雙方對峙，形勢十分危險，但從蔣介石到張學良，劉峙，顧祝同，于學忠，胡宗南的函電中可以看出，他是在盡量避免內戰的爆發，蔣介石既允許楊虎誠在西安城內駐兵，又令中央軍進入西安，這樣就有可能在兩軍之間發生沖突，蔣介石考慮到了這一點，并為避免沖突采取了措施，由此可見，蔣介石對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的諾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實行了的，蔣介石被釋放后，對共產黨和紅軍的態度改變與，是判斷蔣是否真有反省之意和實行諾言的重要標志，蔣介石回南京后，由國民政府下令撤銷西北剿匪司令部，改設西安行營，同時蔣介石同意發給紅軍軍費，實現在西安時所答應的經濟上可經張手接濟，的諾言，蔣介石還在政治上準備與共產黨談判，把實行三民主義，不作赤化宣

傳作為政治原則，關于紅軍改編后的編制，蔣介石也有了較大的松動，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中，還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八項主張的精神，當然也應該承認，蔣介石對和平解放事變的作用是被迫產生的。他的主要作用又是經張楊二將軍作出了最大的犧牲而產生的，然后從全局和中國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內戰沒有爆發，中國人沒有因此而再自相殘殺，這無疑是進步的，

三，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和調解促成西安事變的各科解決，事變發生后，中共中

央經過冷靜，嚴肅的分拆，首先肯定了張楊發動事變是為了實現其抗日救國的要求，接著對事變發展前途作了內戰和平兩種估計，中國共產黨力爭實現和平前途，提出了和平解決事變的主要，中共代表周恩來等抵西安后，立即和張，楊進行長談，取得了滿意的效果，中共打賭到達，更加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這是他們在事變后，首先得到的最有強有力的支持，當時在東北軍，西北軍的軍官中，許多感情沖動的少壯軍人要處死蔣介石，由于中共過去的特殊地位，與蔣介石有血海深仇的歷史，中共代表做少壯派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張楊的命令所不能達到的，另外，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給張，楊以有效的協助，而且在軍事上也給予了大力支持

，在宋子文，宋美齡到達西安后，周恩來等參與談判，使談判獲得成功，蔣介石被釋后，為防止發生內戰，使事變和解決徹底實現，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又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

四。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等對事變和平解決的促進作用，如孔祥熙在國民黨中常委會和政治會議上，力主和平解決，并與何應欽展開了激烈爭論，為了穩定局勢，孔以代行政院長的身份，首先向全國各省軍政長官，地方實力派致電安撫，以免造成動亂，影響事變和平解決，宋美

齡極力反對處罰張學良和派兵進攻西安，她斥責主張軍事進攻的人實現炸死蔣介石取而代之，這就使何應欽等人不敢執行討伐西安的，對主戰派的行為起了有力的抑制作用，宋美齡請端納到

西安，端納之行，為和平解決事變帶來了希望，后來宋美齡和宋子文飛往西安，使和平解決的步伐大大加快，

五，各地實力派的牽制作用有利于事變的和平解決，在廣西，事變發生后，李，白通電反對內戰，建議和平解決事變，整個西南除廣東被親蔣勢力控制外，其他主要實力派都反對南京武力解決西安的，在北平方面，宋哲元主張事變以求政治妥協解決，并要求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在野名流，妥善辦法合謀萬全之策，在國民政府組織討叛軍時，李濟深通電南京，要求收回成命，由此可見，地方實力派的存在和向背，對事變和平解決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事變的解決過程表明，盡管他們先后通電擁護中央，但都堅決主張用政治手段解決事變，反對軍事進攻，這對主戰派是一個牽制，對事變發生的當天，全國救國會代表團等十八個團體聯合通電全國，表示擁護張，楊的主張，這些行動，不僅堅定了張楊實現八項主張和平解決事變的信心，也擴大了張，楊正義之舉在社會上的影響，并且對那些誣蔑張，楊，擁護南京討伐西安的輿論給予了有力的回應，另一方面，許多人因不明張，楊的意圖而對他們的行為表示了憤恨，并支持南京處置張，楊，這些反對，譴責和聲討張，楊的輿論，曾給張，楊帶來了一定的壓力，使張，楊進一步認識到合平解決事變責任十分重大，并決定以自己的行動回答這些人，七，國際反映事變和平解決的間接作用，英國為保護在華利益，不希望中國內戰，給日本以可乘之機，希望事變和平解決，這種

態度直接影響到南京親英美派的行動，英，美派對孔宋主張和平解決事變給了一定的支持，蘇聯雖然指責張學良，但又堅決主張迅速和平解決，蘇聯的態度直接影響中共中央的決策，而中共中央的決定又對和平解決起了重大推動作用，可以說，蘇聯對事變的反應間接地促進了事變的和平解決，總之，在中國社會存在著各種不同政治派別，軍事實力和輿論工具，都被卷入到事變中來，他們的主張和行動，直接作用于當事人張，楊和蔣介石，他們之間又相互作用，交錯牽制，形成了一種合力，導致了事變的和平解決。

4，張楊主要作用說，張學君認為，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張學良，楊虎誠，有共產黨的作用，也有國民黨中親英美派的作用，但張，楊的作用是主要的，張學良不僅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的倡導者，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張又是主要決策人，主要根據是

一，張學良是，逼蔣抗日方針的倡導者，張學良不但是西安事變的主要發動

者和組織者，而且最早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促使蔣介石聯共抗日，是從1936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張學良一直堅持奉行的方針，和平解決西安事業的方針，是張學良本人的決策，不是來自別人的說服，

二，二，張學良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人，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所處

的地位與我黨代表團不同，他是西安事變的領導者，既有決策權，又有行使權，在當時，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捷外與的矛盾，中央嫡系與地方實務派的矛盾，剿共與聯共的矛盾，在諸多矛盾中，張學良是矛盾的焦點，這是因為，我黨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必須通過張學良才能實現，國民黨中親英美派想解救蔣介石，也須滿足張學良的條件，一些主張自辦蔣介石的人要達到目的，也必須取得張學良的同意，總之，整個事件上，究竟是和平解決還是其他，主要取決于張學良，張楊的舉動，牽一發而動全身，在和平商談中，張學良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從和平商談的內容來看，是張楊提出的八項主張基本吻合，釋放蔣介石，這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的一件大事，據史料記載，此事也是由張自己決定的，這就是說，主張扣蔣的就是他，主張放蔣的也是他，是后送蔣的還是他，在解放西安事變的過程中，張起了決策人的作用，事實證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放，張學良起了主要的作用國。

。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1936年12月，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中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越來越高。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的要求，繼續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將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統領的西北軍調到陜甘一帶攻打紅軍。張、楊由于受到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及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認識到“剿共”沒有前途，與紅軍實現了停戰，并多次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但是，蔣介石一意孤行，堅持其反共內戰政策，拒絕接受張、楊多次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建議。12月初，蔣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戰，逼迫張、楊加緊“剿共”。張、楊出于愛國熱情和對蔣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憤，在“哭諫”無效后，毅然決

篇二：近代史論文

天津工業大學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實踐”

2016年4月28日

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歷史的必然摘要：

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中國人民指明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奮斗中作出的正確選擇。中國人民對社會公正的不懈追求在這一歷史選擇過程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充分地考察、對比、認識資本主義不公正丑惡本質和社會主義的公正本質基礎上，充分利用了中國歷史發展中的有利條件。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長期艱辛探索的必然結果。實踐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條道路是一條引領中國走向繁榮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道路。

關鍵詞：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歷史中國

正文：

所謂社會主義，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把中國革命搞成功了。”這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本文從幾個方面來說明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

一、從近代歷史演變來看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種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才能獲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國，哪一種政治勢力能夠領導人民贏得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它就能夠取得引導中國走何種道路的主導權。

1.晚清戊戌變法

晚清時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的戊戌變法運動有可能引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戊戌維新未能成功。

2.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

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以及民國初年由同盟會改組的中國國民黨，可能通過推翻清政府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社會，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被袁世凱竊奪了。

3.中國共產黨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逐漸主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悍然發動以消滅中國共產黨為目的的內戰，結果在內戰中徹底失敗。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主導力量，決定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必然性。

二、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狀況1.民族資本主義萌芽

19世紀下半期開始我國出現民族資本主義萌芽，但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始終沒有發展為獨立的力量。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未完全斷絕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系，在政治上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和力量，他們所具有的軟弱性、動搖性，決定了沒有徹底推翻封建統治、推翻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國際資本主義來尋求生存和發展。

2.國民黨執政后

國民黨取得政權后，既沒有兌現它所許諾的“平均地權”，也沒實現它所聲稱的“發展民族工商業”，倒是依附于帝國主義、具有封建性的官僚資本和“四大家族”聚斂了大量財富，使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3.共產黨得到擁護

對國民黨政權的完全失望，使中國的普通民眾和知識界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一邊。民主黨派紛紛明確表態支持中國共產黨改造舊中國、開辟新道路的政治、經濟主張。甚至連主張第三條道路的知識分子也不反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中國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得到了工農大眾的支持，得到了知識分子的贊同，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擁護。

三、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發展1.儒家思想

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就有大同思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不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普通百姓的追求。大同理想較易與社會主義思想相結合。2.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孫中山的思想是一個典型。在三民主義中，被孫中山最看重的是民生主義。所謂民生主義，孫中山用的英文詞就是socialism。這個英文詞通常被翻譯成社會主義，孫中山以為翻譯成民生主義更好。有時候，孫中山直接用社會主義來說明他的民生主義主張。

（1）1912年提出把中國建設成為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

孫中山提出希望做到“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他所要建立的不是沒有資本家的社會，而是不要大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孫中山又強調，他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好朋友。

（2）1924年在廣州演講強調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講時強調指出：

①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么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②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人民中是有影響的。這也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歷史選擇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

四、近代國際環境和民族危機的影響

1.帝國主義的束縛

中國要完成近代以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必須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毛澤東同志指出：“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

資本主義的中國。”它們的目的，就是要占領中國的市場，掠奪中國的資源，使中國保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況。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決定了中國要選擇社會主義道路。

2.1929年經濟危機以后

1929到1933年由美國引起的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深深陷入經濟、政治、信仰災難的恐慌之中，資本主義的吸引力在危機中不斷下降。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輝煌成績，社會主義的影響力迅速彰顯。在經濟危機打擊下，資本主義國家加強了對華經濟掠奪，日本則悍然發動侵華戰爭。民族危機促使人們尋找新的出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對蘇聯社會主義表達了好感，他們把蘇聯的成功歸因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知識界在對未來中國發展道路進行思索時，不少人表達了對社會主義的熱切追求。

五、人民群眾的態度

1944年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引起大后方知識界、工業界人士對國民黨政府執政能力的懷疑。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悍然撕毀“雙十協定”，拒絕組織聯合政府，發動內戰，使期望和平的人民和知識界更加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一邊。民主黨派紛紛明確表態支持中共的政治、經濟主張。那時，就連主張第三條道路的知識分子也不反對在中國實施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得到了工農大眾的支持，得到了知識分子的理解，得到了民主黨派的擁護。

六、革命的領導力量

從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特性來看，農民階級是民主革命的最大力量，但由于他們的經濟和文化條件而帶有分散性和某些落后性；民族資產階級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強烈愿望，但由于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和能力；工人階級是中國最先進、最革命、最有組織性的階級，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天然領導階級。因此，中國的民主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在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提出正確的綱領，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從根本上解